這個夏天，香港製造的戲劇作品，四出在海外表演。
好像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剛攜著《香港三姊妹》參與《愛丁堡國際藝穗節》，及後9月便在《臺北藝穗節》踏上牯嶺街小劇場實驗劇場；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剛於7月在港五度公演後，準備於9月飛往韓國首爾演出。
香港話劇團2015年已在首爾Namsan Arts Center（南山藝術中心）演出《Alone》，現在又有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隨著兩地愈來愈多交流，表演藝術發展蓬勃的韓國，能否成為值得香港借鑑的一面鏡？
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近年多番踏足韓國，撮合不少兩地交流，2015年帶著《Alone》參與《BeSeTo Festival》，去年在港舉辦《國際黑盒劇場節》，又為香港觀眾帶來當地劇團Creative VaQi的《之前之後》。她坦言韓國戲劇發展蓬勃，既有本土製作，亦有翻譯劇，商業、實驗、黑盒作品俱全，演出類型性質多元化，官營、民營的劇院各具特色，當中以大學路為集中地，「成行成市。」
7A班戲劇組在韓國演出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香港戲團來說是獨特經驗，因為本地劇團在外國演出，大部分是獲邀，好像他們那樣深入當地戲劇業界系統，海外交流模式截然不同。該劇編劇及導演、7A班戲劇組藝術總監一休說，他們從前較少到外地演出，充其量只是上海等地，二○○三年到過釜山，參加小亞細亞戲劇網絡，首次接通韓國劇場界，但也僅是偶一為之，沒有後話。
深入虎穴才是交流
直至兩年前，他們參與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（Performing Arts Market in Seoul（PAMS））計畫，一休後來跟當地藝團保持聯絡，提到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方覺得有趣，甚至認為可以嘗試製作韓文版，於是促成這次演出，他不諱言這次表演儼如一個Showcase，他們演出原裝港版，附以韓文字幕，讓當地觀眾、監製、主辦單位觀摩。「香港會翻譯外國劇作為廣東話版本，香港劇作也可以賣埠，翻譯成外國版本。」
事實上，去年8月，一休的《上一輩子的情人》曾被譯成韓文劇本，並在當地進行公開演讀（Public Reading），由一休導演，當地演員演讀。「深入虎穴，才了解人家值得學習的地方，在過程中，我也要承擔蝕錢風險，就像是他們一分子。我們這種合作，才真真正正叫做文化交流，而不止彼此在對方劇院演出。要走進人家的工業裏，必須『登陸』對方的監製系統。」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沒有勇氣走出去。文化差異？語言障礙？當地觀眾看不懂？「不不不，當一個劇團看中你的作品，自然想盡辦法實行，我們根本毋須太操心怎樣投其所好。」
談到韓國表演藝術，一休特別提及其工業化發展，「如果以百老匯、West End為標準，他們十分，香港只約一、二分，韓國則七、八分，很接近了。」被譽為韓國百老匯的大學路（惠化站出口），就有約二百個大大小小劇院進駐大街小巷，部分有藝術總監釐定戲劇方向和管理質素，筆者實地觀察，除了劇院，那裏還有多不勝數的咖啡廳、酒廳等配套，亦有戶外表演場地，那天傍晚時分，年輕人三五成群揹著結他玩音樂，很有氣氛，也有一個叫《Interpark》的網上賣飛系統，整合數以百計的戲劇行程，筆者就以該系統購買當地大熱音樂劇《Mata Hari》門票，欣賞到一齣好戲。「大學路的劇院大多是民營的，能夠生存下來，即是賺得到錢。」
因為當地劇場有長期公演的策略，而這正正是韓、港兩地劇場明顯不同之處，前者起租期多為一個月，一台戲動輒演三個月，如果三個月內反應理想，更會繼續下去，或者到其他劇院搬演，於是有些戲劇一演便是幾年；香港舞台劇往往演出三四天便完事，兩者不能同日而語。如果劇作可以長期公演，即使第一個月票房不振，只要具備一定質素，靠口碑，在往後的兩個月仍有可能引起市場反應，久而久之，人睇我睇，一套劇便有能力變得大眾化。相反，香港的中小型製作，三四場就沒了。「香港講甚麼劇評？劇都完了，也可能沒機會重演。」
不容許失敗
於是，當地縱使有大量戲劇學院，出產大量學生，也不打緊，因為有足夠製作和劇院消化，香港這邊廂，卻往往有人冇戲演，「這就叫市場不成熟，跟質素無關。即使我很有錢，民營一個劇院，但香港實行高地價政策，我未築好劇院已經虧本了。」
香港無論演出還是排練經常滾水淥腳，但當地不少劇作，在公演前幾個月至半年已經總排（Run Through），「中間發生甚麼事呢？試演啦、選段演出啦、到其他城市『做辦』啦。人家投資比我們大得多，出來的製成品，不容許失敗，一個劇團同時排幾套劇，每套劇不止一個Cast，出了問題就Out。是殘酷的，這種千錘百鍊源於競爭激烈。」香港有可能辦到？「有，但必須由政府牽頭，興建數十個劇院出來，然後民間用上述那種Long Run模式演劇，由市場營運。」從海外，回歸本土，香港表演藝術百花齊放、市場成熟，這條路遙遠嗎？
韓國監製：香港戲劇有特色
韓國獨立監製Hee-Jin Lee，主要製作戲劇和舞蹈演出，在一次《BeSeTo Festival》「改革」時，加進香港表演，那就是香港話劇團的《Alone》。
「想讓觀眾認識亞洲新一代劇場。」她笑說，有觀眾看了《Alone》後，跟她說覺得有從前港產片的味道，感覺獨特，這一點她也認同。「我覺得香港戲劇的舞台結構、敘述方式，都很有特色。」除了香港話劇團的作品，她還欣賞榮念曾的劇，「看到了現代戲曲、崑劇的可能性。」
可以說韓國的戲劇發展成熟嗎？「It Depends。」Hee-Jin Lee說：「但作為一個韓國監製，我有焦急的感覺。為甚麼政府沒有看見其他國家做的事情？好像台灣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資愈來愈多，他們就是想在亞洲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特色。我反而覺得韓國表演藝術有退步的感覺，政府鼓勵的好像只是產業化的作品，但文化方面的問題，不僅僅是票房方面的問題吧？」
外國月亮特別圓，但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對韓國戲劇工業不一味唱好，表示近年鬧出韓國政府演藝界「黑名單」便是一例。「也似是當地政府大力推動文化產業，背後目的是維穩，歌舞昇平，市民就不去搞政治了。」
她不覺得韓國劇團偏好香港作品，而且語言障礙始終是一大問題，但未來十多年的演藝界，Collaboration是趨勢，不同國家的藝術家、表演者自自然然會走在一起合作演出，未來港韓兩地有更多合作，不難想像。「推動本地藝術家出外演出，我們在這方面的起步太慢了，又缺錢，政府是做得不足的，但遲了醒覺，總好過沒有醒覺。」她說，香港當然有優秀作品，也當然可以「打出去」，「但視乎有沒有人協助它們出去闖。」
（2017年8月1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）
香港表演藝術單位或因資源有限、連繫不足，出外展演、交流困難重重，較大型文化藝術機構，便扛起協力、引薦、支援的重任。
然而，有心、有錢、有力，是否就事成，令香港演藝單位進一步持續發展？有沒有忽略釐清與妥善自身的重要性？
回歸創作本位
談到牽動本土藝術家對外交流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是當中兩大機構。先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單單在這兩年間，他們連同香港藝術家，或外訪參與或本地舉辦的相關活動便逾十項，包括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、《國際創意交流：香港×芬蘭計畫（舞蹈）》、《柏林戲劇節2017講座》等等。西九將落成不同劇院和表演場地，這些越洋跨界活動，或可被視為前期工作與創作醞釀。
來自新加坡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（戲劇）劉祺豐笑言，西九策劃的本地藝術家或藝團的海外活動，不以「推廣」為目的，也沒有「帶隊」的意識，而是回歸到創作的本位，從而梳理本地與外地藝術家、業界等的關係，他們為兩地表演藝術界撮合「姻緣」，也是點對點、了解各方需要。
「我不覺得能去海外演出便成功，我們的目標不應如此。在海外演出前，我們對自己是否清晰？處理不善的話，你會出錯、會撞牆，好像去錯的地方、對搭錯的單位，那就浪費時間。」
他覺得更重要的是，以海外藝術家作為借鏡，「外國劇團通常不會直接以一個議題寫一個劇本。」並把本地和國際的藝術情況拉近，這包括國際間對香港藝術的認識，以及從中抓住合作的可能性。「好像二○一五年的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，有八個不同工作坊，配對不同海外與本地單位，讓外國藝術家的創作思維和意念，打開本地藝術家的眼界，拓寬不同可能性。」
活動完了，合作種子也萌芽。香港的不加鎖舞踊館，跟法國編舞家艾曼紐‧汀合作的原創舞蹈劇《西門說》，今年年初於法國首演，後來在《法國五月藝術節》回到香港舞台，便是該場工作坊所配對的組合。西九的「海外展演」其中一個近作，主角是剛代表香港參展《威尼斯視藝雙年展》的楊嘉輝，六月底於英國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首演其新作《One of Two Stories, or Both（Field Bagatelles）》。有了各方協作，香港藝術單位無論海外本土，可望繼續大展創作拳腳。
本地土壤重要
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主席、著名音樂監製周博賢，剛於七月在倫敦觀賞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部分演出。這是藝發局頭一次在倫敦舉辦大型香港音樂活動，他坦言是不錯起步，又稱香港作品能藉而接觸到一些當地觀眾，也接通了一些連繫，「我昨晚就接觸到一些小型演出團隊，他們正尋求兩地交流的機會。」
外國受眾怎樣看香港音樂？仍然停留在中西交集、二胡搭鋼琴等刻板印象？「我相信仍然是這樣的。又或者說，對於香港音樂，我們仍在摸索階段。」現在的情況是，「香港的」音樂家在外演出，展現了不同的音樂實踐，「卻未有一種Signature，得慢慢累積。」
談到累積，單靠海外展演，一巴掌拍不響。周博賢認同近年多了本地藝團、樂團往外演出，而藝發局亦愈來愈多策劃這類海外交流推廣活動，好像之前參與了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香港藝術家固然需要海外展演機會，以在國際舞台曝光，吸引當地觀眾以至主辦單位的關注，「但這不是唯一需要。」他續說，畢竟能出外拓展的僅屬小數，而且本地藝術家要面對的自身問題也不小，譬如香港欠缺一個Decent的世界級Concert Hall，又例如現今許多演出、藝術工作室都在工廈發生，但直至今天，相關的地契問題仍未得到解決，若申請更改地契或短期豁免，則牽涉繁複手續和不菲金錢。
「藝術家的水平得與時並進，海外展演或能讓他們磨練自己，提升水平，但怎樣在本土慢慢成長，也很重要。空有機會出外表演，但內裏配套不足，沒有足夠空間培育，也是徒然。」然後或逐漸變得只有個別藝術單位獲邀出外展演，「這未必是壞事，品牌效應或有利推廣香港，但同時有沒有承接呢？」說到底，香港藝術可否持續發展，「須靠本土土壤。」
（2017年8月1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‧Art）
講到表演藝術，許多人說Collaboration是大潮流，資源互享是大趨勢，難怪近年本地不少音樂人、戲劇人等等，或主動或獲邀涉足海外，在國際舞台漂亮地展演作品，頗見成績，值得撰文研探。
香港市場小，作為藝術家，有機會把個人視野造詣以至市場定位延擴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要讓外地人認識本地表演藝術，不同單位又面對甚麼問題？有甚麼個案事例可依？
這個「海外展演系列」專題文章，拋磚引玉，探討本地表演藝術海外演出的各種情狀。
不同角度表現香港
繼2016年參與阿得萊德第十屆澳亞藝術節、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在剛過去的7月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再次牽頭，在倫敦舉辦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，聯乘本地多代音樂人，在西方社會推廣並展現香港音樂藝術。這是藝發局首次在倫敦舉辦的大型香港音樂盛會，是否陸續有來，或其他藝團在倫敦或其他地方演出情況，值得觀望。
「許多藝術機構都要求創作人為作品添上香港元素，現在市場上也似乎有對『本土』的需求，但我覺得不應讓香港元素蓋過藝術質素，並須於國際上有競爭力才行。」回港三年、現職香港管弦樂團藝術策劃總監的林丰，剛與爵士結他手張駿豪，連同一眾樂手，結合香港景觀錄像，在逾三百年歷史的Wilton's Music Hall裏，為倫敦觀眾送上《禾˙日˙水˙巷》。
這場演出曾在香港《世界文化藝術節2015》首演，種下了這次越洋演出的機緣，倫敦版本也有微調，由原本十二章節減至八個，以突出作品的音樂性和藝術性。「我和張駿豪有個共通點，就是一向都不Play on Chineseness。《禾˙日˙水˙巷》講Mood，固然有香港影像指涉，但只聽音樂，你不會有太多香港聯想，我們想以不同角度表現香港。」
曾在英國讀書、工作和生活十七年的他，其作品在香港以外演出最多的地方，便是英國。據他認知，香港作曲家在海外發表作品機會不多，跟較大規模的本地樂團或外國團體合作，更易成事，接觸層面也較廣。
作為新一代藝術家，要開拓、把握海外展演機會，他直言「靠自己」，一開始必須自我推廣，寄出作品，但前提是作品質素「見得人」。「外國機構收到香港音樂家寄來作品，但當地人才眾多，為甚麼要揀你？你的作品甚至要高於普通水平，才吸引到人。」
香港市場小，參與更多海外演出，是生存之道？他不置對否，但認為作為一個音樂家，能頻繁地與不同機構、團隊合作，比在部分國際賽事追逐獎項，可能更重要。「2003年，我為管樂團創作一首大型作品，然後輾轉在東京等地演出，對我的衝擊很大，讓我決意走作曲家這條路。」他也喜歡跟自己的作品去旅行，作品在哪裏演出，他就到哪裏去，音樂好像有生命似的，「讓旅程更有意義。」
不能只靠票房
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在Wilton's Music Hall的另一場演出，是《指魔俠×琴戀克拉拉×Smash》，由黃家正擔任藝術總監的Music Lab製作，除了《指魔俠》一段，他另與口琴演奏家何卓彥、色士風演奏家孫穎麟合玩《Smash》，天衣無縫，尤其精采。
成立了僅四年的Music Lab，已籌辦過兩屆《本地薑音樂節》及不少音樂會，去年開始踏出香港，跑到廈門演出，今年再把步伐延至倫敦，「開始有了Momentum。」他不諱言，如果在香港做出好作品，值得帶着參與音樂人出外表演。
黃家正與他的Music Lab夥伴，是年輕一群，獲邀出外機會不多，他便自費到不同城市跟主辦單位見面，主動尋找合作契機，但也困難重重。「不同地方的主辦單位，想的事情都一樣：怎樣賣這場演出？數要計得準。」香港作品在外國有市場嗎？外地主辦方覺得值得引進嗎？「要Make It Happen。」
他慶幸Music Lab玩古典音樂，而古典音樂是國際音樂，再加予獨特之處，「到哪裏去都可以！」但坦言他們的製作較適合亞洲，甚至希望Music Lab先在亞洲建立良好基礎，亦強調首先須做好製作，然後尋找外地演出機會，以及連繫不同團體。
香港市場小，藝團未必能自給自足，即使有許多藝術事情發生，但也只得七百萬人，藝術人口更小，但他表示，藝術活動性質使然，本來就不容易抵銷成本，須牽涉不同單位、找資助，「不能只靠票房。」這個情況，似乎不設地域界限。
不過，相對而言，他稱香港是新文化，「一張新的枱」，就像把法國菜、中菜等不同菜式放到枱上，亦有國際視野，人們願意學習不同藝術文化，他對香港是樂觀的。
陳慶恩：還有發展空間
香港大學音樂系教授陳慶恩作曲的三幕室內歌劇《大同》，2015年在《香港藝術節》首演，現在首次於歐洲演出，成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壓軸好戲，以音樂和歌聲，表達中國二十世紀哲人學者康有為的事迹，表演者穿上中國服飾，普通話演唱，對西方觀眾來說可能印象更深刻。
陳慶恩接觸到的當地評價也是正面的，有從事舞台工作的觀眾，甚至問他為何該劇不在Royal Opera House搬演，若然，一定哄動，亦有漢學家專誠從柏林飛到倫敦做座上客，對方覺得該劇應到歐洲各國巡演。
「《大同》故事的歷史背景、文本觸及的政治議題，讓西方觀眾較容易找到欣賞或談論的切入點。」他又說歌劇是綜合藝術，集文學（劇本）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於一身，在外地演出，或較其他藝術形式更能展現香港的藝術特色及成就。
問到西方觀眾普遍對香港音樂的看法，他詳述，香港演奏家演奏西洋古典音樂，要行內人或有一定音樂修為的西方觀眾，才能道出演奏的特點與高低；香港演奏家演奏中國樂器，西方的普羅觀眾大多抱持獵奇心態欣賞，也不能道出中、港、台同類演出有何分別；香港音樂家演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，若沒有上述或其他較容易掌握的切入點，很難要求西方普遍觀眾，對這些作品及其詮釋有深入見解。「九七回歸後，香港變成一個地區，外地人對香港古典音樂的忽略程度，更有增無減。」
他續道，這些年香港的演藝團體出訪機會和次數頗頻繁，在台灣舉辦的《香港週》、藝發局的主動推廣，也走對了路，「我當然覺得香港有世界級的演奏家，我們的製作和作品，放在國際舞台亦不失禮，問題是官方機構在海外推廣我們，始終不同於海外的團體或藝術節委約或邀請合作，後者有的是識途老馬的地方經驗。」
他稱官方機構推廣他們的籌備工作，特別重要，否則只會事倍功半、浪費資源。此外，本地藝團或藝術節，也應多與海外藝團或藝術節合作，聯合委約本地藝術家，「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」
（2017年8月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1‧藝文薈‧Focus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