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台灣音樂人林強，談電影配樂創作過程。
「都是導演找我，我看劇本，知道故事到底講甚麼，有興趣，才有下一步。」對哪些電影特別感興趣？他不假思索：「文藝片。」
跟他合作過的導演，好像侯孝賢、賈樟柯、畢贛、趙德胤等等，多的是文藝片導演，「不是我不喜歡做商業片，而是我不會，商業片需要大量古典音樂，我沒有這方面的訓練。」
於是大家都說他是文藝配樂師了。「一個傳一個。現在找我的都是文藝片、獨立電影導演了。我的配樂性格也長成了。」
華麗轉身到幕後
林強早前來到香港大學，出席《與林強對話：電影配樂創作經驗》座談會，之前與筆者聊聊天，氣氛愉快得不得了，這位揚威國際也是《金馬獎》得獎常客的配樂師，一點架子都沒有，而且笑起來很真純，很可愛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林強以一曲《向前走》成名，拓寬了台語搖滾的向度，大家都說他是新台語歌運動的先鋒人物，出版了《向前走》、《春風少年兄》、《娛樂世界》等叫人津津樂道的專輯。直至碰上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，他不僅獲邀在其電影演出，還做配樂，林強的音樂事業從此改變，配樂工作接踵而來。
這個曾把搖滾樂、電子樂、台語歌等各種元素，毫無違和感地共冶一爐的音樂人，搔搔頭，說音樂是有繼續玩，但已經沒有歌唱了，「五、六年前，朋友找我去KTV唱歌，偷偷點了我的歌，我拿着咪高峰，有點唱不上去的感覺。」他笑說，一直有很多歌唱邀請，也有唱片公司洽談合作，「但我覺得好像已失去唱歌的能力。」他說，如果你是歌手，必須每天不斷練習，時刻保持唱歌的狀態，「我已經完全轉到幕後去了。」就是沒有很愛唱歌的感覺，也很少聽流行音樂。「對商業流行市場的了解也是不準確的。」
香港音樂市場萎縮，台灣以至全球的唱片銷量也一直下滑，林強覺得整個市場環境不能同日而語了，對音樂工作者也有很大影響，「除非你喜歡辦演唱會。現在所有流行音樂製作都為了演唱會，不像從前為了出版唱片。但我對現場表演的興趣不大。」他早已離開唱片業，轉到幕後配樂去了，沒甚麼大影響。「又或者跟真正的音樂家在錄音室玩音樂，有機會就發表專輯，或者放在網絡上讓人下載，或免費或付費，至少有作品給大家聽。我現在所有音樂創作都是往這個方向走。」
說起來，他也跟香港導演合作過，與杜琪峯見面時鬧出笑話：「看到他嘴角紅紅的，我就問：『杜導演你也像我們台灣人吃檳榔嗎？』他連忙說：『不是，紅酒！』」他跟王家衛也見過面，去年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的第十屆《FIRST青年電影展》，王家衛擔任評委會主席，林強是評委，開會時跟其他評委一起討論對入圍電影的意見。
如果能跟王家衛合作？「當然我會很開心，但人家是國際大導演，未必會找我吧。而且他的影片比較前衞，如果真的找我，我會多找黃耀明、劉以達一起玩。」他又寄語，音樂、電影工作不一定就要很密切的跟內地龐大資金掛鈎，「有時候，音樂、電影反而是比較獨立的、比較小資金、小製作，會更有性格。」
報答侯孝賢
獨立電影，錢都不多，但林強不介意，現時一年為五、六部片子做配樂，他也很想一年只接一次電影配樂，「但獨立製作沒那麼多錢，必須多接一些才行。」為了配樂，他甚至會跑到拍攝場地，就算長途跋涉。「畢贛拍《路邊野餐》時，我就去了貴州凱里市，跟劇組見面，看看凱里的城市，然後回到台灣，他們拍好了一些片段，讓我在互聯網下載，我家電腦有兩個熒幕，一個放影片，一個做編曲，看看導演想要哪種樂器的聲音，我便在電腦上編一編，他們感覺對了，就採用。」如果導演有需要，他們還會到錄音室，「我有些樂器是不會的，譬如色士風，就要找樂師。但這個比較少，因為一般獨立導演的資金不多。」
最難忘的一次「配樂」，是跟內地導演劉傑合作的《碧羅雪山》，講一個雲南少數民族的故事，導演邀他為片子做一些音樂，他看戲後，居然說：「不用配樂。」他可不是開導演玩笑，而是覺得片中少數民族的歌聲、舞蹈，已是最佳配樂，但劉傑還是堅持：「既然都找你了，你不如就做一些試試吧。」盛情難卻，他便索性做一首音樂，表達他對電影的喜好，導演最後把這首曲子放在片尾，也就是說，該戲從頭到尾都沒有「配樂」，直至片尾音樂才揚起。更有趣的是，這套電影後來得了《上海國際電影節》的最佳音樂。
跟侯孝賢的合作呢？「他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，我沒有辦法把他當朋友，他一直是我的長輩，所謂合作，是他有一些『命令』，我去完成。當然他不是真的在命令我吧，但我是這樣想。我們甚至沒有『討論』工作，我的音樂他想用就用，不用就改，我完全沒關係。」
他第一部電影演出、第一部電影配樂，都是侯導的作品，現在有工作找他，他都很願意做，也沒有談多少錢，「就像我來報答他。」就算侯導交代的工作，他都不會做，「好像《刺客聶隱娘》，因為唐代、古代的樂器我都不會，『不會？你不會去問嗎？』好呀，『命令』來了，我就做了。」《刺客聶隱娘》後來得了《康城影展》會外賽電影原聲帶獎、《亞洲電影大獎》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。
如果沒有侯導？「或許仍在唱歌吧？」玩甚麼類型的音樂？「很難說。完全沒想。」但是筆者可是很期待啊。
後記：林強與香港音樂人
談着談着，我成了一個小粉絲，取出收藏多年他早期的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求簽名，這兩張專輯非從二手市場得來，而是一張一張新碟買下來的。他甫看見自己的舊作，口中喃喃：「為甚麼香港會有？」「已經很久了！」「第一張唱片《向前走》，如果是個孩子，已經二十七歲，大學畢業、出來工作了。」
他就說了，早已放棄歌唱，但始終沒有捨棄電子音樂，「不像黃耀明，他既愛電子音樂，也仍然在唱歌。達明一派就做得很好。」原來他跟黃耀明見過兩次面，有談過一起做些甚麼，但不了了之，卻反而跟劉以達在十多年前合作了一曲《我是螞蟻》，林強就是主唱者，但據悉專輯沒有發行。
除了劉以達，跟他合作過的香港音樂人，還有前Virus主音兼結他手Seasons Lee（李嘉強）和盧巧音（她也是前Black & Blue主唱）。二○○一年，《香港藝術節》節目之一《鏡‧花‧緣》，由林強與竇唯擔任音樂監製，盧巧音演出，Seasons Lee等人彈結他，「那時候竇唯仍跟王菲談戀愛，我跟他沒講兩句話，他整天都被記者追着跑，所有人都問他跟王菲的事情。」
我只有林強兩張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收錄那首同名成名作的處子專輯《向前走》卻遍尋不獲，雖然通過音樂串流平台，我還是更喜歡稍後推出的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只是隨着這次訪問，收藏的心癮又起了，既然香港難覓，不知道台灣二手唱片店會有嗎？
（2017年10月2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本年度科幻電影巨著《銀翼殺手2049》終於開畫，把原著小說Philip K. Dick的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？》和搬上銀幕的「Blade Runner」電影系列，所觸及的複製人命題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觀眾警示和詰問，銀翼科幻配樂也再度奏響。
一九八二年，憑《異形》首集（一九七九年）聲名鵲起的列尼史葛，拍出另一科幻奇片《2020》（台譯《銀翼殺手》），當時票房不怎麼了，但隨着後來影迷、影評人的多番詮釋和解讀，以及其對黑色科幻電影的開創性、對後來科幻片的影響，該片早已被譽為科幻先驅，昂然登上殿堂。
近年列尼史葛的大名在電影界不絕於耳，親手執導兩部《異形》前傳《普羅米修斯》、《異形：聖約》都引起熱話，由麥迪文主演的《火星任務》也有好票房，今天還有《銀翼殺手2049》，但導演之棒交予《天煞異降》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，列尼史葛只任監製一角，也無損影迷的期待度。
顧名思義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是《2020》二十九年後的故事，把舊型號複製人「退役」（即殺掉）的「銀翼殺手」主角，由戴克（夏里遜福飾）換上K（賴恩高斯寧飾），跟前作的戴克要觀眾猜度是否複製人不一樣，K毫無懸念就是新型號複製人，除了冷面又冷漠之外，他似乎都擁有人類的七情六欲（愛上虛擬人形樂兒；對自己和未來滿有憧憬；發現自己不是「The One」後失落、激動、憤怒等等），於《銀翼殺手2049》裏複製人跟人類的分野已經很模糊了，他們渴望自由，起義革命，是順理成章多於劇情所需。
作為《2020》「粉絲」的丹尼斯維爾諾夫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繼承了黑色電影味道，許多伏筆都呼應指涉前作，加上攝影指導、美術指導的匠心布局，《2020》迷應該收貨吧。
有人說，科幻片配樂一是非常前衛，一是非常復古。前者很容易理解，華麗而冷感的音色就對了，後者又怎麼說呢？在人類的想像中，於科幻電影的呈現裏，未來世界景觀不一定就是井然有條、几潔明麗、充滿劃時代感的怪奇建築，也有反烏托邦式、Cyberpunk式的頹廢世界，人類的生活環境可能比現代更復古（也更苦），又因為受到嚴重空氣、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日積月累的蠶食，甚至漫天遍地滿目瘡痍。
就好像《銀翼殺手2049》/《2020》的世界觀，無論是二〇二〇年（離今天不遠矣）還是二〇四九年，片中許多地方都是頹廢不堪的景致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有不少廢墟與頹垣敗瓦，環境也污染不堪，經常下着大雨，遍地濕漉漉的，到處黑沉沉的，也時有能見度低的大漠風沙，予人不舒服之感。
為列尼史葛一九八二年《2020》配樂的希臘音樂家Vangelis，除了在片中寫下充滿疏離感的音符（《Memories of Green》），還築起浪漫綺麗的電子音牆，好像《Blush Respons》、《Blade Runner Blues》、《Blade Runner（End Titles）》等等，都有濃郁的電子合成器味道，《One More Kiss, Dear》根本就像一首老歌，《Tales of the Future》、《Damask Rose》都有異國風情和神秘色彩，《Rachel's Song》亦有一抹太空歌劇的淒美。樂迷會發現，電子音樂跟科幻電影本來就是一雙一對的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的配樂本來由冰島作曲家Jóhann Jóhannsson負責，他後來退出，由Hans Zimmer和Benjamin Wallfisch接手，他們銳意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多添驚心動魄（《2049》、《Flight to LAPD》、《Pilot》、《Hijack》等等）和鬼聲鬼氣效果（《Wallace》配合Wallace的登場，輕而易舉地把他塑造成陰險大惡人；《Sea Wall》凌厲鼓聲如亂七八糟的心跳脈動），也正因如此，筆者的確在觀影時感受到猶如欣賞懸疑、驚慄，甚至恐怖片的情緒，生怕甚麼驚異駭人、可怖凶險會忽然降臨，這些聽覺刺激感，大概有讓節奏緩慢的電影氣氛「看」起來緊湊一點點。
而電子合成器、電子音樂仍是配樂主調，承接了《2020》的音色，也有Ambient環境音樂的向度，好像《Sapper's Tree》就有靈性、梵音色彩，映照未來/末世裏歸隱田園的複製人Sapper那個「世外桃源」；《Joi》以神秘又奇幻的駕勢迎來虛擬人形樂兒。這種Ambient音樂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聽起來不比《2020》流行易入口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也有多首舊曲，Frank Sinatra的《Summer Wind》和《One For My Baby（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）》、「貓王」Elvis Presley的《Suspicious Minds》，還有後者與The Jordanaires合唱的《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》，都是經典，在全片的電音氛圍裏，起了畫龍點睛的驚喜效果，也跟《2020》的懷舊復古風，戲味一致。
配樂有營造、推進劇情的作用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複製人比人類更人類？片尾曲《Almost Human》似有回應（放在片尾是結案陳詞？），還有美國九十後歌姬Lauren Daigle演繹，適時加進實感。複製人，是人不是人？看着老戴克隔着透明幕牆探望女兒時，既心痛又愉悅，觀眾心情之複雜大概跟戴克一樣，也顯然「複製」不來──然而，做人有那麼好？Almost Human或許就夠了。
（2017年10月1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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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於一九六五年，今年五十二歲。咳咳。這對於人類的年齡或許只算中年，如無意外應該還沒退休，事業上是收成期（我之前有好幾個主人都是這種年紀，不知他們現在怎麼了？），但對於書來說，便是老書古籍了，我有許多差不多年紀的「書友」，都（封）面露雀斑、長滿皺紋，甚至甩手甩腳。有甚麼辦法呢？從前的印刷技術、紙質都不佳，如果收留我們的人不善養書，又或者好像我那樣遭逢多次轉手慘成「書球」，我們殘得特別快。
人有人球，書有書球。明明應該只有皮球是給製造出來讓人踢上踢下，怎麼連一本安靜的書都要被拋來拋去，我想極都想不通。曾經同住一室的「書友」問我，寧願被送到堆填區，被壓碎瓦解，抑或淪為書球？我嘛，或許繼承了寫我出來的張老先生的風骨，就答他：「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全。」怎料給他嘲笑了大半天，揶揄我不識時務、不識抬舉。
其實他有甚麼好神氣呢？不過是舊書市場讓他忽然火紅起來，身價一飆再飆，直達四位數字，於是嘴臉都變得像極了買他那些暴發戶一樣，只懂裝模作樣。我呸！惡心！數字遊戲只是世俗凡人玩的，我們身而為書，寫得好就好，寫得差就差，跟市場書價無關，無論掛上一塊怎樣的價值牌也改變不了書的質素。不是嗎？比起受人敬重的張老先生，他那位作者算甚麼？充其量只是賣弄花巧、投讀者所好的二三流作家──不，寫手而已，配不上作家二字。
張老先生就不同了，他學識淵博，為人謙厚，漠視名利，不倚權貴，筆觸實而不華，感情豐富，一針見血，擲地有聲，雖然著作不多，但本本都被公認為本地文學經典，我有幸跟他見過一次面，我第一任主人陳先生，把我帶到簽書會，張老先生拿起我時手的溫度、在我身上簽名時手的力度，都叫我激動，至今難忘。當時我行年十五歲，張老先生在十年後離世，陳先生比他先走一步，在我二十歲未足就走了，他養我育我到成年（以人類的年齡計算），期間翻看過我不下數十遍，又在我身上仔細寫下筆記，是我的大恩人，也是一個真真正正珍惜我的人，直至現在我還在記掛着他，只願仍有幸做他下一世的藏書──但願我這個書球能夠支撐到那個時候。
在陳先生書櫃裏的日子，是我今生最快樂的往事，既無風無雨，也無憂無慮，跟其他中西文學大典為鄰，好像卡夫卡《審判》和《城堡》、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、豐子愷《緣緣堂隨筆》、劉以鬯《天堂與地獄》和《酒徒》等等，我們徹日徹夜大談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藝術，當然少不了人類與人性，這是我們談得最多也最興高采烈的話題！就像男人都談女人，女人都談男人一樣。但說到底，我們都不了解人性，只能從我們作者筆下文字，略懂二一，也不得要領。
譬如，我永遠都不明白炒賣這回事。書本來就是商品，付出了心力和成本，就有價，這個我明白，但後來經過人為調控、重新定價，動輒讓炒價一翻再翻，誰操控二手書市？舊書店老闆？炒家？收藏家？
我還是繼續說我可憐的書球命運吧。陳先生無親無故，死後第二天才被相熟鄰人發現，記得當天所有藏書都在抽泣，一方面悲傷陳先生孤獨而終，一方面憂慮自己接下來的命途。果然，我們被這位鄰人送到附近的舊書店，碰上更多「書友」，沒有見過世面的我，才知道在這個城市身而為書的命運，我跟一本當時暢銷、現已成了舊書明星的黃霑《不文集》，最談得來，雖然我和他──不，張老先生和黃霑先生性格迥異，但人與人、書與書之間的緣份，就是那麼奇妙。他教曉我許多做人和做書之道，還有怎樣在人間處世，我受他的爽朗豪邁感染了不少。我從張老先生身上學會了孤芳自賞，又從他身上習得了豁達瀟灑。
黃霑《不文集》很快就被賣出了，臨別不捨，他贈我一句：「後會無期！」當時不懂，後來明白了。半年後，我也被轉手，第二任主人是一位七十後，不是愛書人，買我的原因只是捆綁式消費，他的目標是金庸《射鵰英雄傳》，我和其他書都是配角，張老先生？他聽都沒聽過。《射鵰英雄傳》版次是第一回，當然成了我們後來身價最高的一套書（當時其身價可沒現在那麼高），《射鵰英雄傳》性情真有點像書中主角郭靖，俠義敦厚，我們都很喜歡他，不會因為自己是貴書而驕傲（你現在明白我為甚麼會那麼鄙視文首那位「書友」吧！），是個真英雄。
而我從一開始就被打入冷宮，給投閒置散的亂疊在書桌一旁，後來又被隨手擱在窗邊書堆中，慘遭日曬雨淋。不瞞你，我身體上大部分的明顯傷痕，都在那時候烙下來的，好像左上書角的水迹、中段的大摺痕，還有第一至二十頁被曬得乾脆。老人有骨質疏鬆，老書也有相似毛病，雖然我當時一點都不老，甚至中年都談不上。在這種艱難日子，幸好有「郭靖大哥」和其他「書友」的扶持，否則日子真的不知怎樣過。
這個不善藏書的主人，終於在兩年後把我賣回到同一家舊書店，期間他碰都沒有碰過我一下。不可憐嗎？身而為書，都希望讀者可以好好閱讀、好好愛惜，然後讓文化和智慧一直流傳下去，但在這個城市是很難做得到的。店內不僅「書友」面目全非，老闆也換了人，新老闆更加年輕，沒聽過張老先生是不緊要的，但可否不要把我放在園藝類呢？我怎麼看都不像園藝書吧，簡直就像一個穿着西裝皮鞋的紳士，粗心大意的走進濕漉漉街市，還要挽一袋剛殺鮮魚般滑稽。饒了我吧，標奇立異從來都不是我的作風。
我的標價也是有史以來最低的──十元正，我對此感到相當羞恥，如果這是品相惹的禍，那都是上一任主人害的。不過很快就有人買走我，他是一個貌似營養不良的年輕人，除了買書前稍為翻揭我後，我在他的迷你倉裏不見天日了足足五年！聽迷你倉裏的「書友」說，這位主人就是一個賣家、買手，書讀得不多，但懂得趁低吸納之術，在適當時候套現謀利，他似乎有一張長長的書客名單，也會賣書到其他二手書店，不知是他數漏了我，還是我真的無人問津，這五年來我只屈膝於那個骯髒侷促的監倉，雖然這總比日曬雨淋的好。五年後，我面臨生死，他居然把我和一批賣不去的書，送到廢紙回收公司，若非第四任主人及時把我接走，我便被碎紙機碎屍萬段，雖然這樣我也沒有遺憾。
第四任主人都不是好東西，也是炒家一名，恰巧因為張老先生在外地獲追頒甚麼文學界終身成就獎，書也開始熱起來，眼利的她把我撿起，替我仔細清潔去迹，又用砂紙輕輕磨去黃邊，我已有好多年沒有洗澡了，你能想像當時我有多感動！「可惜啊，若非你有那麼多明顯瑕疵，肯定值四位數字。」我卻一點都沒有高興，反問：「你當我是甚麼？是數字還是文字？你有讀過我嗎？不要以為很了解我！」只是她聽不到我的吶喊，否則我敢保證那將是一場叫人面紅耳熱的激烈辯論。
我後來輾轉落在不同人手上，但無論我的身價是五十元還是五百元，買我的主人都沒有碰過我！我實在不理解也不屑人類為了書價買賣/炒賣舊書這種行為，難道躋身炒賣熱書之列後，命運就當如此？現任的主人是一位「醒目仔」（不瞞你，我最討厭醒目仔），坐擁許多罕書珍品，也擅長網絡買賣，在面書群組、二手書買賣應用程式，都開了戶口，把我新增檔案，索價一千五百大洋。大哥啊大哥，我自問只是一本雅俗共賞的書，也希望雅俗共賞，你這樣開價叫我情何以堪！甚麼？竟然有外地買家斟洽？不不不，我不離開這裏，我生是這裏的書，死是這裏的書魂……（完）
（2017年10月11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創作塗鴉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