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○一○年，張懸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音樂會，宣傳單位稱她為「台灣Live House女王」；二○一三年，張懸再度踏足香江，卻人人都懂得喚她作「女神」。
「這個年代，人人都是『女神』吧？」她燦爛的笑容，帶點靦腆。
「女神」可能很多，但不是每一位都玩獨立音樂，又有音樂風格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她擁有許多歌手都沒有的個人想法和態度。
只是Reflection
即將舉行音樂會的表演單位，不是個人，而是張懸和樂團Algae。較喜歡個人歌手還是樂隊主音的身分？「兩個我都喜歡，正如我既愛民謠又喜歡搖滾。」
一個人在台上，感覺輕鬆得多，也看見自己勇敢一面。「樂團表演的話，有一定程度的壓力，可能有人狀況好一點，有人狀況差一點，你能做的，是真誠的交出自己。」
這幾年間，張懸的香港足跡，算是很密，除了二○一○年在香港藝術中心的壽臣劇院演出，去年的《香港呼叫音樂節2012》，她是第二晚的壓軸表演者，掀起全場高潮，今年五月再次走進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，之前的三月先到香港中文大學，在一所教堂即席表演，跟她的新碟《神的遊戲》互相呼應。
台灣歌手和樂團走校園騷，其實很普遍。「想在香港的大學表演很久了，校園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，有別於任何一個表演場地。」
站在台上的她，會鼓勵我們，一起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。「那只是Reflection，你站在台上，也會這樣說吧？我會做好音樂工作，但音樂以外，還想關心世界，這沒有錯，亦不是浪費時間的事情。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s a freeman。」
所以張懸的歌，也愈來愈有社會意識。「我講的東西一點都不Original，而是Common Sense。社會每次運轉到某個程度，就會給卡住，因為大家都習慣了，但其實有些東西已經壞掉了，許多人以為不能動，但其實只是換上新的東西而已。」
焦安溥是真身
張懸說，現在已沒有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之分，細問之下，她稱主流和獨立不是音樂形態，只是市場的區分，「但不是你玩主流音樂就能大賣，又或者你玩獨立音樂，便一定是小眾。」
怎樣理解自己的音樂？「有一部分是自己想聽到，所以做出來的。」
過去發表過的專輯，雖然形式不一而足，卻都展示出她很強烈的個人風格——幽幽的、低調的、知性的，最重要的，是有一點點靈氣。「如果以後我玩電子樂，大概也能聽得出是張懸的音樂吧？」
倘若要向一位不認識張懸的聽眾，介紹自己的音樂，會選哪一張唱片給對方聽？「《神的遊戲》。」她沒有想很久便回答：「這張專輯是由自己編曲和製作，和音跟Mastering的時候，我都在現場，參與度最高，幾乎甚麼都由自己來做。」
我們這一家
在這張唱片中，填詞、作曲、編曲、樂器演奏、製作者的名字，換上她的本名焦安溥。
許多人都知道，她的家族四代，都是知名的法律界人士，父親焦仁和，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和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，她卻偏偏走上音樂這條不相干的路。
「最初也沒有把握。」於是初期發表音樂，不以真名示人，首張唱片《Maybe I Don't Care》早就說了，家庭背景、能不能發行，She doesn't care。「張懸就好了，很中性，大家都不必去管這個名字，喜歡就去聽吧。」
後來，許多人都接受她，包括父母，她發現父母盡了一切努力，去了解和支持自己。「但『張懸』彷彿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才覺得自己沒有做過甚麼去Honor他們。」
想跟最親最愛的人分享，所以在新碟用上自己的本名。「如果有一天，頒獎典禮讀出我的名字，爸爸媽媽一定會很高興。」
焦家不是音樂世家，但都喜歡音樂，焦爸爸喜歡聽中國戲曲，哥哥是古典音樂樂評家，妹妹愛聽流行歌，張懸自己則喜歡破破爛爛、另類的音樂。「我們一家人的音樂品味是完全不同的。」
作了最壞打算
沒有比較，沒有進步，也無法看見自己的不足。正如本地樂迷無不欣羨台灣的Live House文化，相比之下，香港的音樂氣氛，就好像沒有那麼好。「我們也一直覺得台灣音樂氣氛不好，人總會要求更多，好像台灣的Live House就有很多Struggle。」
叫她可惜的是，有些人以為亞洲文化都是五千年前的那一種，而不是現在發生的事情，如果法例不修改，只得商人進入市場，不是由音樂人產生文化，「這個社會將會失去很多，許多文化瞬間就會給消滅了。」
又例如音樂節。「我們就在討論，從前的《春天吶喊》很快就沒有了，因為政府不支持，新聞又故意亂寫。現在的音樂節，都由商業的主辦單位贊助，這樣還算是音樂節嗎？我們來表演音樂，還是做Pop Star？」
當一場表演變了質，許多細節都會看不過眼，然後愈會比較其他地方的音樂會，譬如已成樂迷朝聖地的日本《Summer Sonic》。「為甚麼人家表演過後，地上沒有垃圾？」筆者憶起去年於西九舉行的《Clockenflap》，散場時垃圾遍地。
「我本身是一個悲觀的人，但不喜歡以悲觀的角度作結論，如果人生的本質是虛無的話，沒有比這更糟糕了，倘若能發生一點點東西，永遠都不差。」
但她仍然會做好最壞的準備——沒有人聽她的歌，沒有地方表演。「頂多一事無成，但這只是跟我從前一樣而已，我不會覺得自己失去了甚麼。」
但因為作了最壞打算，而做出一些事情，「令人生沒有遺憾，算是賺到了吧？」
（2013年4月12日，《星島日報》，副刊E07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即將舉行音樂會的表演單位，不是個人，而是張懸和樂團Algae。較喜歡個人歌手還是樂隊主音的身分？「兩個我都喜歡，正如我既愛民謠又喜歡搖滾。」
一個人在台上，感覺輕鬆得多，也看見自己勇敢一面。「樂團表演的話，有一定程度的壓力，可能有人狀況好一點，有人狀況差一點，你能做的，是真誠的交出自己。」
這幾年間，張懸的香港足跡，算是很密，除了二○一○年在香港藝術中心的壽臣劇院演出，去年的《香港呼叫音樂節2012》，她是第二晚的壓軸表演者，掀起全場高潮，今年五月再次走進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，之前的三月先到香港中文大學，在一所教堂即席表演，跟她的新碟《神的遊戲》互相呼應。
台灣歌手和樂團走校園騷，其實很普遍。「想在香港的大學表演很久了，校園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，有別於任何一個表演場地。」
站在台上的她，會鼓勵我們，一起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。「那只是Reflection，你站在台上，也會這樣說吧？我會做好音樂工作，但音樂以外，還想關心世界，這沒有錯，亦不是浪費時間的事情。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s a freeman。」
所以張懸的歌，也愈來愈有社會意識。「我講的東西一點都不Original，而是Common Sense。社會每次運轉到某個程度，就會給卡住，因為大家都習慣了，但其實有些東西已經壞掉了，許多人以為不能動，但其實只是換上新的東西而已。」
焦安溥是真身
張懸說，現在已沒有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之分，細問之下，她稱主流和獨立不是音樂形態，只是市場的區分，「但不是你玩主流音樂就能大賣，又或者你玩獨立音樂，便一定是小眾。」
怎樣理解自己的音樂？「有一部分是自己想聽到，所以做出來的。」
過去發表過的專輯，雖然形式不一而足，卻都展示出她很強烈的個人風格——幽幽的、低調的、知性的，最重要的，是有一點點靈氣。「如果以後我玩電子樂，大概也能聽得出是張懸的音樂吧？」
倘若要向一位不認識張懸的聽眾，介紹自己的音樂，會選哪一張唱片給對方聽？「《神的遊戲》。」她沒有想很久便回答：「這張專輯是由自己編曲和製作，和音跟Mastering的時候，我都在現場，參與度最高，幾乎甚麼都由自己來做。」
我們這一家
在這張唱片中，填詞、作曲、編曲、樂器演奏、製作者的名字，換上她的本名焦安溥。
許多人都知道，她的家族四代，都是知名的法律界人士，父親焦仁和，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和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，她卻偏偏走上音樂這條不相干的路。
「最初也沒有把握。」於是初期發表音樂，不以真名示人，首張唱片《Maybe I Don't Care》早就說了，家庭背景、能不能發行，She doesn't care。「張懸就好了，很中性，大家都不必去管這個名字，喜歡就去聽吧。」
後來，許多人都接受她，包括父母，她發現父母盡了一切努力，去了解和支持自己。「但『張懸』彷彿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才覺得自己沒有做過甚麼去Honor他們。」
想跟最親最愛的人分享，所以在新碟用上自己的本名。「如果有一天，頒獎典禮讀出我的名字，爸爸媽媽一定會很高興。」
焦家不是音樂世家，但都喜歡音樂，焦爸爸喜歡聽中國戲曲，哥哥是古典音樂樂評家，妹妹愛聽流行歌，張懸自己則喜歡破破爛爛、另類的音樂。「我們一家人的音樂品味是完全不同的。」
作了最壞打算
沒有比較，沒有進步，也無法看見自己的不足。正如本地樂迷無不欣羨台灣的Live House文化，相比之下，香港的音樂氣氛，就好像沒有那麼好。「我們也一直覺得台灣音樂氣氛不好，人總會要求更多，好像台灣的Live House就有很多Struggle。」
叫她可惜的是，有些人以為亞洲文化都是五千年前的那一種，而不是現在發生的事情，如果法例不修改，只得商人進入市場，不是由音樂人產生文化，「這個社會將會失去很多，許多文化瞬間就會給消滅了。」
又例如音樂節。「我們就在討論，從前的《春天吶喊》很快就沒有了，因為政府不支持，新聞又故意亂寫。現在的音樂節，都由商業的主辦單位贊助，這樣還算是音樂節嗎？我們來表演音樂，還是做Pop Star？」
當一場表演變了質，許多細節都會看不過眼，然後愈會比較其他地方的音樂會，譬如已成樂迷朝聖地的日本《Summer Sonic》。「為甚麼人家表演過後，地上沒有垃圾？」筆者憶起去年於西九舉行的《Clockenflap》，散場時垃圾遍地。
「我本身是一個悲觀的人，但不喜歡以悲觀的角度作結論，如果人生的本質是虛無的話，沒有比這更糟糕了，倘若能發生一點點東西，永遠都不差。」
但她仍然會做好最壞的準備——沒有人聽她的歌，沒有地方表演。「頂多一事無成，但這只是跟我從前一樣而已，我不會覺得自己失去了甚麼。」
但因為作了最壞打算，而做出一些事情，「令人生沒有遺憾，算是賺到了吧？」
（2013年4月12日，《星島日報》，副刊E07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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