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影像橫流的世代，我們更需要書。書節的存在其中一個重要性，是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文字，通過親身參與、體驗活動，把人和書本、文字拉近關係，而非一買一賣的商業行為。
今屆《九龍城書節》將於12月上旬舉行，主辦單位籌措不足十萬元的成本，便一呼百應舉辦去了，仍然有聲有色，那不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嗎？
從牛棚說起
「民間書節的重要性，是為小型、獨立書商、作者，製造空間和平台，他們在大型書展的浩瀚書海中，很容易便被淹沒了。」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創辦人及總監、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稱，外國許多文化活動，都來自民間，例如書節、電影節、二手書墟，廣州也有即將舉行的《廣州書墟》，「民間書節不是甚麼大不了的東西。」
談到本地民間書節的始祖，可能是2003年舉辦首屆的《牛棚書節》，雖然不是核心成員，但每年書節，黃英琦都會參與，與搞手如梁文道、俞若玫、廖偉棠等人稔熟，了解民間書節的運作，五年前跟Roundtable創會理事會主席沈旭暉談起民間書節，便一拍即合，促成《九龍城書節》的誕生。
相對之下，大型書節的攤檔租金昂貴，小本經營的書商、出版社，難以負擔，或被安排在場館邊緣角落擺檔，遭投閒置散，民間書節便令他們不必考慮太多商業因素。
推動文藝發展
本地民間書節，彷彿是近十年八載的事情，《牛棚書節》帶了頭，修頓球場舉行的《灣仔書節》、東角道一帶舉行的《銅鑼灣書節》、維多利亞公園等地舉行的《渣打書節》等等，陸續有來，筆者便曾夥拍幾位朋友，參與2007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《渣打書節》擺攤位搞書展，那片綠油油的書香味道和藝文景致，至今難忘。
「從前的本土藝術以表演為主，當時香港亦未有一些民間的空間，我認為民間書節跟民間空間，關係密不可分。」她憶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油街藝術村便曾舉行一些跨越式的藝術活動，氣氛很好，後來油街用地被政府收回，部分藝術團體搬到牛棚藝術村，許多活動也得以延伸，《牛棚書節》便在這個脈絡中發酵。她又表示，事實上，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在創立之初，地面空間便被規劃成能夠舉辦各種活動，推動民間文化藝術發展。
「觀眾心態也不一樣，他們到大型書展，似『趁墟』、朝聖多一點，但是否真的買到想買的書呢？特價兒童書或許更受歡迎。請來參加講座、工作坊的作家，以國際大名為主，較為忽略本土。」書，不是商業，而是文化，書節也要有氛圍。民間書節獨立自主，在公民社會是十分重要的，並發揮知識傳播的作用。「《九龍城書節》的定位，是扮演一個公民社會的平台，有許多文化活動發生，讓不同意念、論述得到充分討論。」
地區性是方向
今年的《九龍城書節》，繼續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，除了沿用地面偌大空間，還首次開放二樓的課室和籃球場，亦有被她形容為Maker Movement的創意地攤，書商攤位則從過去的十多個，增添至今年的三十六個，包括《號外》、kubrick、城邦書店、Blackpaper、水煮魚文化、文化工房等等，「他們能代表本地文化界、閱讀界和寫作界。」
講座方面，除了廖偉棠講西藏詩歌、羅永生講虛擬自由主義，亦有馬國明的《歐洲12國16天遊》新書發布會，文藝、學術得不得了，還有黃衍仁音樂表演、黃昏音樂會，以及紀錄片《張先生搞出版，繼續靠左》放映會，促成《九龍城書節》的首場首映會，「文學以外，藝術跨越也很重要，能推動本土文化發展，給予年輕人另一種觀賞體驗，思考不同生活方式。這些表演，在正規書展是沒有的。」
今年書節的合作夥伴，便有Co-China論壇、ComingSoon、香港文學館、文藝復興基金會、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和讀書好，她坦言陣容愈來愈強，「我們只是牽頭而已，民間書節要辦得成功，必須找不同的人和團體合作。」談到宣傳，她指facebook等網絡媒體，已帶來一定的宣傳效果，加上不同參與團體各自的網絡，便愈傳愈廣，「成為一個本土文化發展的重要活動。」
黃英琦稱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是很好的活動空間，但其實民間書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生，可大可小，不應以空間為概念。她希望不止一個《九龍城書節》，新界東北可以有，東涌可以有，將軍澳也可以有，「別小看普羅大眾，他們一定可以消化，你看今天農墟分布各區，可見價值觀、生活方式，會慢慢改變。」
地區性是民間書節的一大方向，她也認為值得做，學校禮堂便是好場域，但若要成事，應由區議會、NGO等地區組織牽頭，由她出任召集人的The Good Lab「好單位」，她也躍躍欲試辦一個《長沙灣書節》，「深水埗多新移民家庭，在鄰近地區搞書節，可以找他們擺攤位，我覺得普及性很重要。」
未來的書節，她希望能更加利用場地空間，如馬拉松式電影放映，也可邀請駐節作家、詩人，在天台小農場與觀眾談詩論書，通宵達旦，不受時間限制。一年搞兩次可以嗎？她笑着搖搖頭，「可以由別人來辦，比我年輕的人，一定有更新的念頭，我期待不一樣的民間書節。」這或許也是愛書人、文化愛好者的心事。
（2013年11月26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1‧今日館‧生活起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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