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10月9日 星期四

鈕承澤 那代人的樂園

《軍中樂園》在今天的香港上映,本地觀眾看戲時,或許有另一番滋味。國共內戰,當年的仗是這樣打的,「豆導」鈕承澤皺皺眉,感觸起來。「這場戰爭,其實永遠還在繼續。」

訪問還沒開始,剛出席了韓國釜山電影節,及後又匆匆來港宣傳新片《軍中樂園》的鈕承澤,打了一下呵欠,「唔好意思啊!」又笑說一天幾個訪問「沒有人性」,逗得記者和攝影師哄笑起來。原來他交過香港女朋友,懂得廣東話,也與香港導演如彭浩翔,演員如劉嘉玲、張曼玉、馮德倫,都是很好的朋友,這次的製作團體亦有香港攝影師。率直豪氣的他,說話夾雜一兩句廣東髒話,也在所難免,但正因如此,交談起來是多麼的親切。

「《艋舺》來港宣傳時,我全用廣東話,只是後來又忘了。」《軍中樂園》也有一個香港演員廖啟智,「當年參軍,來自五湖四海,又山東人又湖南人又廣東人,我希望從不同地方,找當地演員演出,呈現這個狀況。」但廖啟智這個老兵角色,原來是跟他老友鬼鬼的彭浩翔出演的。「他很喜歡這個劇本,嚷著要演戲,但後來又騰不出時間,真不靠譜!」

戰爭仍在繼續

演員出身的鈕承澤,近年專注導演之職,都不演戲了,就算演出,都是在自己執導的作品裏,客串一角,好像《艋舺》的灰狼、《愛》的陸平,第一部執導作《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》,更親自演繹主角豆子。「現在還是有人會找我拍戲,最近內地有齣大型電影,便找我做演員,跟葛優合作,但我覺得現在都不是那種心情了。」

他淡淡的說,人總不能太貪心,「以前我就是太貪心,甚麼都想要,盡量一心多用,但工作那麼多,人會累,便有一些東西未能掌握好。」

面對《軍中樂園》如斯嚴肅的題材,他希望自己能夠靜下來。二○○四年,他已有《軍中樂園》的想法,直至二○一二年八月決定開拍,「以後我的生命中,就沒有別的事情了。」他從小就知道有一個叫「八三一」單位,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,到九十年代結束,很神秘、有點不潔,為了解決台灣軍人性需要而設,「軍隊中有許多像『老張』一樣的老兵,軍隊不允許他們結婚,因為結了婚,他們就無心戀戰,但性欲無法宣泄也是問題,在金門就真的發生過有女生被強暴的事件,於是軍隊就成立了『八三一』。」

二○○四年,他讀到一篇文章《軍中樂園秘史》,作者在文中講述自己當年在「八三一」服役的種種經過,於是便激發起他創作一套訴說時代荒謬的黑色喜劇,這位作者,也成了阮經天扮演的小寶的原形。

把《軍中樂園》拍下來,另一個原因,是獻給他的爸爸。原籍北京滿族的鈕承澤,其去世了的父親,就曾是給國民黨招攬的軍人,那時候,他隻身來到台灣。「他的脾氣一直不好,我不知道為甚麼,對他的過去也不太清楚,但每次看見他跟朋友談及故鄉,他都流露出罕見的神采。」

他爸爸後來不幸患上「漸凍人」症,肌肉一天比一天萎縮,精神一天比一天憔悴,「手在抖,不能畫畫,但仍然勉強拿起筆桿寫家書,但那時內地尚未改革開放,我們唯有通過一位日本朋友,偷偷把信件寄回北京老家。」這一幕,他也拍進《軍中樂園》裏。

一九八五年,他病重的爸爸終被送到醫院去,以為時日不多,怎料一待便又是二十年。「我覺得他很可憐,想像他小時候在北京度過了一個怎樣的童年?他在胡同之間怎樣行走?他怎樣上了通往台灣的船離鄉別井?他的一生為甚麼那樣不快樂?」

題材選擇了我

濃濃的思念和想像,編織了《軍中樂園》。該片背景為國共內戰之後,從台灣本土及五湖四海召來當兵打仗的軍人,乃至為解決他們性需要的「八三一」軍妓,統統被禁錮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小島上,他們一代又一代的,等待一場彷彿永遠都不會發生的戰爭。

「但我現在才發現,這場戰爭,其實永遠還在繼續。」他說,台灣有藍綠陣營,也有外省本省、種族等問題,「你們香港現在也有類似的情況。香港、內地、台灣,明明同宗同族,但沒辦法,給切割了。」時代太荒謬了,故事太精采了,「所以我一定要拍下這部電影,否則這段歷史、這一代人的辛酸,便會被遺忘了。」《軍中樂園》是台灣電影,但講的是中華民族的事情,「我們都在裏面。」

認為兩岸意識形態上的戰爭永不遏止,他還有經歷。拍攝期間,他被指違法把內地攝影師帶上軍艦勘景,因而惹上官非,投資者曾計畫撤資,他甚至被痛斥「匪諜」,一夜之間,他從坐擁億萬元票房的台灣之光,變成賣國賊,「我當然不是,也沒有人覺得我真的是。所以我覺得,原來這場戰爭永遠沒有結束,原來這種荒謬永遠都沒有離開,原來那些偏見永遠都在捆綁著我們。」

所以,他更加要拍。「我不拍,這段歷史將永遠被遺忘。」他的電影作品,明明是自己的創作,而且他還是投資者,「看似是我選擇題材來拍,到今天才知道,其實是題材選擇了我。我被選中了要做這種事,我一點都不後悔。」而《軍中樂園》這種題材,內地也不一定能順利上映,加上諸多爭議,不怕嚇跑內地投資者?他笑了起來,信心盈盈。「不會的,因為我的電影拍得好!」

樂觀,不代表不面對壓力,他現在仍要處理法律問題,投資了的巨款,又不知有沒有回報。「So?我還要賺多一個房子幹嗎?我只能住一個家。」他從前不是這樣的,想的只是結織異性、要紅、出位、買屋買車買飛機。「可是我走到現在,已經改變了,我想付出。」電影是他的工具,「如果能為這個世界,留下一些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,人們看了我的電影,開始有別的思考,那就值得了。」

(2014年10月9日,星島日報,副刊E05‧文化廊‧文化氣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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