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香港作家系列】周耀輝 填詞老手文壇新貴

周耀輝是填詞老手，卻是文壇新人，他2011年「回」港，在大學執教鞭，同時亦開展了寫作歷程，除了2010年散文舊作結集《突然十年便過去》，《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》、《紙上染了藍》、《一個身體 兩個人》等等，散文或短篇小說，都是這四、五年間寫成，去年還憑《紙上染了藍》，奪得第十三屆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》散文組推薦獎，得到文學界肯定。

有想過做導演

周耀輝住在九龍城一個唐樓頂層單位，那兒沒有升降機，他每天來來回回，得上上落落。樓上是天線橫生的天台，樓下有「一樓一」，這樣子的老香港生活，他一住便五年，正好是2011年「回」香港的時候——補敍一下，他於1992年起旅居荷蘭，雖然在許多港人心目中，他根本沒有出走過，因為他多年來沒有停止在香港發表歌詞。

他的家約九百方呎，四面白牆，沒有多餘擺設，也沒有太多書架木櫃，「我沒有很強的定居概念。」卻有幾幅掛畫點綴，「總不能家徒四壁。」

周耀輝沒想過要當作家、小說家或創作人，小時候反而想過做導演，因為媽媽經常帶他看電影，現在寫書，他把燈光、音樂、特技、演員等等，都寫下來，「不就是導演嗎？」

他早年在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，迷過E. M. Forster、D. H. Lawrence等西方作家，笑言是「番書仔」，一直對中文沒甚信心，畢業後才開始密集地閱讀中文書，1989年，抱着測試中文水平的心態，他向黃耀明/達明一派自薦，後來寫了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歌詞，怎料從此便在樂壇馳騁，二十多年來詞作不停，跟林夕、黃偉文並稱當今香港三大詞人。受到電影影響，他認為自己的詞作充滿畫面視覺，那是寫故事的基因吧。

許多人都知道他填詞人的一面，卻不了解他作家的另一面，他說，早年寫歌詞時，亦寫過散文短篇，也就是《道德男人》和《梳頭記》，後來選輯成《突然十年便過去》。「我跟寫作的關係，其實跟我對生活的選擇有關。」他1992年搬到荷蘭，當時跟現在互聯網四通八達的境況，完全不一樣，他幾乎斷絕了填詞以外的文字創作，「如果我待在香港，故事發展，我應該是專欄作家，或者更早就出書了。」

另一種挑戰

歌詞與文字以至文學創作，有甚麼不一樣？「歌詞與作曲、編曲、歌唱，密不可分，歌詞必須依靠其他配合，除非我是唱作人，身兼數職，否則作品不完全屬於我，但文學創作，就是純粹，就是從個人出發。」那麼多年來，填詞的確給他許多滿足感，只是文字創作更加獨立自主，「讓作品寫上『周耀輝』三個字。」

歌詞寫了二十多年，他早已駕輕就熟，文學創作的文體不同，對他是另一種挑戰，這是他樂意面對的，「我仍然想寫歌詞，但如果有東西跟它相似卻不同，我會很好奇。」躍躍欲試的，除了文字創作，還有藝術策展，這個他去年便做過不少了。

一首歌僅三、四分鐘，歌詞篇幅較短，他坦言意念要集中，文字要精煉，須很快就達到目的，「長篇文字，我卻能醞釀更多，鋪排更多，也能給讀者開啟更多世界觀。」譬如《一個身體 兩個人》、《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》，講故仔，有人物，就算短篇，都可由幾個角色構連錯綜複雜的關係，也可轉換視點，「但歌詞較多描述兩個人的故事，並從一個人的視點出發，有其特性，同時可能成為局限。」

他又指，歌詞零碎，也少有概念性，「文學創作卻能藉着同一出發點，以不同角度書寫。」《一個身體 兩個人》就寫身體不同部位，《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》則講恐懼症，「概念大碟都可以這樣做，但須由監製『話事』，而且牽涉者眾；若是文字創作，我想寫就寫。」

對寫長篇驚恐

多年的填詞經驗，幫到寫作嗎？他想了想，笑了起來：「應該是紀律吧，我很習慣趕Deadline。」寫一首歌詞，他通常用上兩至三個小節，每節約兩至三小時，經驗告訴他，「磨爛蓆」不奏效，後來寫散文、論文，這個習慣一直沒有改變，「我可以很理性地計算，如果寫一篇二、三千字的稿件，動筆三天，即每天寫七、八百字就好了，不多不少。」如此理性寫作，可能動搖了許多人對藝術家的想像，「海明威都是規定每天寫五百字。工多藝熟，我愈來愈分不到工匠與藝術家的區別。」

作為填詞人，他對文字的節奏、聲音，也很敏感，「我會把文字讀出來，哪句短、哪句長，我有要求，如果不對，我會覺得礙耳，必須修改。寫論文也是如此。」但話說回頭，如果他要做作家，「首先要有人把Deadline告訴我。」

下一個書寫企劃，有否想過把他寫過的歌詞發展成故事？他很快便搖頭，稱歌詞要表達的東西已夠完整，毋須補筆，事實上他潛意識地想把歌詞和寫作分開，「但有想過對自己的歌詞進行二次創作。」好像他為盧巧音填的《露西（3,180,000B.C.-）》，「我可以寫當時露西的愛情故事啊。」

從歌詞，到散文、短篇小說，篇幅縱有躍進，但都不算多，「從前寫二百字（歌詞），現在寫二千字（短篇小說），我已經很驚恐，何況二十萬字長篇？」但講家族、講時代、講主角一生，非長篇大論不可，「慢慢醞釀，待時機成熟，我會做的。」

但那大概不是今年的事了，因為他正準備與朋友在年底舉行一個多媒體的舞台表演，沒有試過，他好像小孩子一樣，高呼好玩，「可以試就試，我是一個『貪玩家』。」

作家的書房：

最早買：莎士比亞作品系列
「二手的、硬皮的、有註解的，直到現在都不捨得丟掉，藏在我於阿姆斯特丹的家裏。」

看最多：《聖經》
「現在間中仍會看。我曾經是很虔誠的基督徒，全本《聖經》都有看。」

最新買：《Twins》
「剛回荷蘭，某個周末到北海小島度假，便在書店特地買了這本懸疑小說，怎料後來忘了帶出門（連作者是誰都忘了！），結果到現在還未讀。」

（2016年1月26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1）

【雜文】撞「筆」

記者三寶，各有各說，有人認為筆、記事本、錄音機最重要，但今時今日，相機、電腦，甚至攝錄機，或許取而代之。

不過，隨着科技發達，一部智能手機已幾乎具備「百寶」功能，雖然如此，我還是時刻備有錄音筆傍身，去年到日本旅遊，還添置了一部新的。

舊的那部，其實不算舊，大概用了兩、三年，再之前的錄音筆，因為連接電腦麻煩，既要軟件驅動又須特定接駁線，便給我藉口換新，後者不差，用Mini USB/USB綫連接錄音筆和電腦，不過較新出品的錄音筆，卻是內置USB插頭，直接連接電腦，讀取錄音檔更方便快捷，我一直物色一部心儀的，終在日本找到便宜貨，價值僅二百多港元，也是我慣用的大牌子，便決定入貨。

以為獨一無異，怎料之前訪問一位獨立記者 ，她拿出跟我一模一樣的錄音筆，又告訴我是在香港買的，只是我買得較便宜。然後我們分享了使用經驗，愈說愈興奮。

撞「筆」一事，之前我也試過，那時仍然使用舊「筆」，在一次外遊工作時，與一位行家「相認」，後來大家在同一場合訪問同一位藝術家，兩人兩手遞上同一款錄音筆，相映成趣，卻沒有誰來為這個畫面拍攝記錄。

現在舊「筆」成了大後備，大概再沒有機會跟其失散兄弟重聚了。

（2016年1月25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7）

【香港作家系列】潘國靈 城市漫遊者

參觀潘國靈位於鰂魚涌的家，其藏書之豐是頗驚人的，多個書櫃貼牆擺放，人在屋中，就被書海環擁。

「這邊是香港文學，那邊是文化研究，還有宗教哲學等等。」他小心翼翼地為珍藏分門別類，而每個專櫃早已密密麻麻、挨挨擠擠了，難以繼續填充，「但還是忍不住要買書，所以都疊到地上去了。」

這時才瞄到，他腳下又是兩疊書。雖然如此，他的家整齊乾淨，有點像私人圖書館。他的文字，就是在這個雅致空間創作出來的。

大學愛閉關

邀請潘國靈做訪問，有個小插曲，因為他的WhatsApp經常不通，要以電話直接聯絡，在這個年代是較為少有的，「我是有點逆時代而走，既不用手機上網，也跟Social Media疏隔，facebook專頁都不是自己做的。」他說，太多Input容易令人浮躁，也難以釋出距離。「走回頭，反而會留住一些質素。寫作的人，要有專注力。」

潘國靈十多歲已愛上閱讀、寫作，中二那年已參加校內徵文比賽，贏得冠軍，卻沒想過要發表，「更沒想過要成為作家。」中學修理科的他，寫作意欲旺盛，試過作文時不依題目辦事，自訂主題，最後交出洋洋三千字的故事給老師。

他後來考進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（雖然他一直強調自己不是一個Technical的人），不久轉讀人文學系，李歐梵、鄭樹森曾是他的老師，那個求學階段，他一年看了超過一百篇現當代華文文學，經常躲在學校圖書館打書釘，直至打烊才離開，他笑言很有閉關練功的感覺，「或許知道工作以後就很難再有這些機會。」

鐘擺的力量

他畢業後投身報館副刊工作，那時才真正接觸香港文學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，訪問過劉以鬯、蔡炎培、黃碧雲等本地文壇重要或當時冒起的人物，但談到真正公開發表個人小說創作，是二十多歲的時候，「記得第一篇短篇小說《我到底失去了甚麼》，就是用報館的原稿紙寫的。」後來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室，收集作家手稿，他便捐出這一篇。

再嘗寫作滋味後，一發不可收拾，識彈結他鋼琴、曾在通利琴行工作過的他，逐漸遠離了音樂，專心文學創作，「文字甚至沒有特定讀者，可以很個人，這樣比較適合自己。」他後來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研習文化研究，一讀又是三、四年的時間，之後就沒有全職工作，過着一邊教書，一邊寫小說和專欄的生活，至今十多年，「企圖用這個方式延續寫作。我是那種需要用兩種節奏生活的人，鐘擺的力量很大。」

到各地寫作

自1998年至2005年，他一口氣創作了三部小說——《傷城記》、《病忘書》和《失落園》，2005年同年推出《城市學》，打開了城市文化書寫的維度，及後又有《城市學2》和《第三個紐約》，而有追看他專欄的讀者，也知道他愛寫本地文化和城市景觀，就像班雅明所云的城市漫遊者，「我只是隨着自己的興趣走，最重要的是，城市裏有一些東西觸動到我去寫出來。」

他笑言自己是一個Urban的人，曾旅居紐約一年，也特地到巴黎學法文，近年亦試過在北京租住胡同酒店，閉關寫作長篇小說，「最初去旅行，就到了這些很Top的城市，體會文化混雜。我很怕單一的城市。」不過他亦逐漸把旅遊興趣，從一線城市轉到二、三線城市，「有點點逆向行走。」

談到最愛的城市，他對紐約特別有感情，「住樓房和住民宿、酒店，是不同的，而且作為外國人，我很易就融入當地，因為他們太習慣外來文化了。」香港呢？「感情當然很深，否則就不會不斷寫關於香港的文章。但也很複雜，特別是近年那種異化，會問，這個城市是否仍然屬於你呢？好像你才是小眾。」講The city is dying，固然令人傷心，「會盡量做些東西，但難免有無力感。」

腦袋熄不了

聽他分享書刊珍藏，發現他對疾病相關的作品特別感興趣，想起其著作《病忘書》便是寫社會疾病，一問之下，原來約2000年，他被診斷患上Panic Attack，「我覺得自己敏感，腦袋好像熄不到似的，從小便有失眠的情況，後來身體負荷不來，寫了《病忘書》後，曾進出醫院多次，九一一時我就在瑪嘉烈醫院度過，我把這段病室經歷，寫進《失落園》裏去。」

他現在身體已經無大礙，但仍有服食很小量的藥物，心理依賴因素居多，「可以不服藥的，只是我沒有跟隨醫生的戒藥療程。」他的醫生打趣地說，如果不服藥，他的作品可能更加黑色，但有病無病，他都沒所謂了。「如果你是藝術家，應該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世界，隨着文字累積下來，你便逐漸砌出自己的城堡。」

拒出版結集

他坦言至少有兩家出版社曾向他斟洽，想為其專欄結集成書，卻都給他婉拒了，「現在出書，想有一定構思，是創作沉澱，而非純粹結集。」

擅寫短篇小說、專欄文章的他，透露正執筆首部長篇作品《寫托邦與消失咒》，合共十多萬字，描述兩個世界，其中一個是作者族群，各自有不同屬性，自成一家，聽起來頗有趣，「寫了很多年，要兩個世界接合起來，難度頗高。」他笑說，正在減省非文學的工作，或許有一天，我們會看到一個擱下教學和專欄工作，全情投入文學世界的潘國靈。

作家的書房：

買最久：
《異鄉人》（作者：阿爾貝．卡繆）
《荒漠行》（作者：余達心）
「初中時代，接觸西方存在主義哲學，一定會碰觸卡繆、沙特、卡夫卡的作品。如果生命有一層底色，那便是存在主義了，以至一些宗教作品，如《荒漠行》，這些都影響我日後的寫作。」

看最多：
《聖經》、《希臘神話》
「我會稱這些為Evergreen讀物，是Timeless的，我會不停Revisit。如果你知道多些宗教史，當你外遊去教堂時，會看多些東西。」

最新買：
《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》（作者：查爾斯．麥凱）
《女巫》（作者：朱爾．米榭勒）
「有關瘋狂、疾病、女巫的題材，我很有興趣，這些作品也非正統歷史，還講鬼屋、煉金術。」

（2016年1月19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1）

【劇場】信望愛 林立三

林立三博士近年專注大學教育工作，執導作品大幅減產，即將上演的《太平山之疫》之前，上一次跟香港話劇團合作，已是二○○九年《李察三世》的事了，當時筆者錯過了跟他訪問的機會，一直等待再拜訪他，怎料這一等，便七年了。

《太平山之疫》講述一八九四年香港發生鼠疫那場歷史，卻以音樂劇形式演繹，通過另一個角度切入，他覺得會有新鮮感，而非單純講一個大時代的沉重歷史，側重點是人的心理狀態。

「絕境、死亡當前，怎樣面對？人們怎樣為生活、為愛的人犧牲？」他最想探索的，是人性。「一八九四年、二○一六年，是沒有分別的。」所以，人性是光輝嗎？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是有希望的。」主角黃艷（黃慧慈飾）有句說話：行得一步，就一步。「死亡是肯定的了，為甚麼我們仍然要走下去？就是因為覺得人生是有希望的。」

該劇講鼠疫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也爆發過沙士，現在不見疫情，但社會狀況、政治環境也令人憂慮，港人同樣面對艱難日子。該劇會意有所指嗎？「作為導演，我沒有政治立場，如果觀眾看後有甚麼想法，這是他們的得着。」

林立三這個名字，在本地劇壇赫赫有名，擅長處理經典劇目及大型音樂劇的他，早年在加拿大溫尼伯大學戲劇學院，完成學士及碩士課程，也是美國馬里蘭魯茲威戲劇一級榮譽博士，研究題目為《西方經典戲劇的嶄新東方演繹》。回港前曾於加拿大溫尼伯大學任教，並參與當地職業劇團演出及擔任導演工作，亦為溫尼伯默劇團全職演員，回港後加入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，任教二十三年，直至離任前擔任該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主任一職，多年來春風化雨，培植眾多劇壇新一代。

談到音樂劇，他近年執導的，有二○一一年風車草劇團的《I Love You Because》，那是百老匯愛情音樂劇，主演者包括梁祖堯、王菀之、邵美君、湯駿業。他在劇壇是資深前輩，但執導的音樂劇仍以百老匯式作品為主，參與原創音樂劇的機會不多。

他坦言原創音樂劇對導演很富挑戰，要跟編曲、編舞合作無間，須時間磨合，作出的修動，是千千百百遍。「我不是那種『一言堂』的導演，需要各方面都有共識，大家一起去創作。」《太平山之疫》就有多場約二十分鐘直落的戲，音樂不停，演員要在特定時間歌唱和唸對白，不多不少、分秒不差，很考功夫。

近年本地音樂劇愈來愈多，問到供求問題，他說：「好的音樂劇、舞台劇，自然有市場。」但他坦言一年上演三百幾套戲，是頗奇怪的，較正面的講法是百花齊放，但是否過多，「便由觀眾去決定。沒市場的作品，自然會被淘汰，相反則可能有重演機會。」

所以觀眾是重要的，他近年在大專院校講課，便銳意培育觀眾，不止教授表演者。「讓他們認知戲劇到底是在做甚麼、怎樣變動，這跟社會文化大有關係。」

（2016年1月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10）

【小小說】小動作

她對男友，或者有興趣的男性，都有一種執着。那就是對他的小動作的執着。

愛讀推理小說、觀人於微的她，認為愈微小的動作，愈不容錯過，因為那往往是直達一個人內心的提示，那不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卻至少對了解一個親密的人，大有幫助。

把一個動作重複又重複做出來，小動作就不小了，那一定代表些甚麼。所以，要了解一個人，非搞清楚其小動作不可。

她曾經跟一個男人交往，對方經常用食指和拇指，觸摸左手的無名指，令她起了疑心，一輪旁敲側擊，她終於發現他原來是有婦之夫，自己無端白事「被小三」了。他與她出外時，都除下結婚戒指，但摸戒指的動作卻改不了，終被她發現。後來？當然分手收場。

她之前又交了一個男友，他每次過馬路時，即使綠燈剛剛才亮起，他都很不放心地一直盯着紅綠燈，直至走到對面馬路為止。她忍不住把這個發現對他說，他只搔搔頭，笑說：「是嗎？我都沒有留意呢。」

後來在一次討論是否聘請外傭的話題上，他告訴她，小時候與外傭過馬路時曾經發生意外，她被一輛煞掣不及的私家車撞倒，當場死亡，他卻幸運地只有皮外傷，但這個畫面卻令他深刻不已。她立即把他的小動作和小時候遇上車禍這件事連繫起來，雖然她不是心理醫生，但堅信兩者是有關係的。

她現在的男友，則有以右手拇指摩擦食指第一節外側的習慣。那其實是很稀鬆尋常的動作，有時進食時雙手沾了油膩或食物碎屑，這動作便會出現，但他是不同的，他不是在進食時，而是在其他偶發性的情況，做這個小動作，好像看書時、用電腦時、講電話時，但也不是每次都這樣。而他的左手從不作出這個小動作。

於是她又向他問個究竟。「這個嘛。」他舉起右手，仔細看過拇指和食指的紋理，彷彿感到滿意了，然後回答：「應該是因為從前我的右手食指，忽然長了一個不知是瘡還是痂的東西，長達兩年，搽甚麼藥膏都沒用，但反正不妨礙我的日常生活，便不加理會，後來竟然不藥而瘉，它毫無預警忽然消失了。或許是我還不習慣吧，直到現在，還在摩擦這個消失了的痂。」

她連忙把他的右手拉過來，定睛察看那根修長的手指，卻是順滑無比、膚色一致，那個消失了的痂，絲毫沒有給這位前主人留下痕跡。

「我記得那年到過一個很寒冷的地方，大概只得攝氏零度左右，回港後，我便發現那個痂消失了。是冷得讓它自然萎縮然後脫落嗎？我不肯定。又或者是它喜歡那個地方，不想跟我回來吧？我甚至不確定是不是在更早之前便沒了這個痂，因為它已成了我身體一部分，我沒有刻意留意它是否仍然存在，正如你不會檢查左腳腳眼是否沒了一樣。」

他是她第一個對自己的小動作有如此深刻了解的男友，但解釋愈清楚詳細，反而令她覺得不滿意，她總覺得這個小動作，一定有更潛意識的意義。

她甚至有段時間把男友從前拍過的照片，都看一遍，還特意放大右手那部分，但始終看不清楚那個曾經倚附他身體的痂。她開始懷疑這個痂到底是否曾經存在，但既然沒有確實證據，也只好不了了之。

她與這個男子拍拖最久，兩人一起了五年，但最終還是分手，死因大概是性格不合還是甚麼，反正每一次都差不多吧，但無可否認，這次分手最叫她難受。

後來她遇上了另一個他，在找出他的小動作前，居然反被他問起：「我留意到你右手拇指經常摩擦食指，是有甚麼特別原因嗎？」

她沒想過他有此一問，有點不知所措，一連眨了好幾下眼睛。「啊……沒甚麼。」她舉起右手，盯着拇指和食指，「那個痂，消失了，暫時還沒習慣而已。」

（2016年1月6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7）

【香港作家系列】喬靖夫 新武俠掌門人

踏進2016年，自《幻國之刃：超劍士殺人事件》於1996年出版，喬靖夫至今已筆耕二十載，但說到作品廣受注目，才不過是近年《武道狂之詩》面世後的事，之前人們大概更記得他為盧巧音等歌手譜寫的歌詞。

筆耕二十載

2008年起，喬靖夫以《武道狂之詩》，轟轟烈烈地在本地武俠小說世界，打出一片天，許多人認為急急冒起的他，是新一代武俠小說持旗手，他卻說之前的作品不怎樣武俠，但在大專時代寫成的第一本小說《國士無雙》，以清末作時代背景，已可被歸類武俠小說。「是受到黃飛鴻影響吧。」

現在喬靖夫紅了，不少出版社跟他洽談把《國士無雙》出版成書，他都以作品不成熟為由推卻，「任由它繼續在網絡流傳好了。」他對自己的要求，只有愈來愈高。

香港是武俠故事的重鎮，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本地武俠小說、電視劇、電影、歌曲均大行其道，在這種氛圍成長的他，表示最初的確想寫武俠小說，只是沒信心勝過當時仍然活躍的黃易、溫瑞安等名家，難以突圍，便先嘗試非傳統武俠類型的著作，怎料一寫十多年，《殺禪》甚至有點反武俠小說的意圖。

後來他給自己重新定位，決定以《武道狂之詩》再寫武俠小說，喬靖夫本身習武，學過空手道、詠春，擅長菲律賓魔杖，人們對這位懂武術的武俠小說作家，特別感興趣，尊稱他「喬大」，後來還參與拍攝電視節目《功夫傳奇》，加上社交網絡的興起、更易聯繫讀者，於是造就了一個新武俠小說家的崛起。「《武道狂之詩》發表第一本時，所做過的訪問，差不多是從前所有訪問的總和。」

為遲筆洗底

因為自1997年開始提筆、一書八冊的《殺禪》寫了十年，《吸血鬼獵人日誌》系列的寫作時間長度，也不遑多讓，於是有了「香江第一遲筆」稱號，但《武道狂之詩》已為他「洗底」，該作出版密度為一年兩本，分別趕及香港和台灣書展檔期推出，最新的第十七卷，也計畫本月推出。

從前創作，半夜三更，他會躲在家裏密密寫，近年結婚後，生活規律多了，日間創作，連鎖咖啡店就是書房，接接人氣和地氣，地點不拘，「跟人接觸後，寫出來的東西才有生氣。」儘管跟鄰桌鄰座都不認識，「就是要不認識，否則會分心。」下次到連鎖咖啡店，不妨左顧右盼，看看喬大有沒有坐在一旁，低頭寫作。「最近愛去城大餐廳寫作，也試過有學生認出我。」補敍一下，喬靖夫早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翻譯系，回到母校寫作，大概另有一番滋味。

他坦言寫書有個循環，寫好一本書後，會休息兩至三星期，醞釀創作靈感和狀態。填詞呢？他摸摸頭：「可以好快，試過最快一天就完成。」寫小說，時間長，喬靖夫大概一天寫三兩千字，約花兩個月便寫成一本書，他覺得更像旅程，會在中途找到一些新東西，事前不一定預計得到。「通常交代背景寫得較慢，反而打鬥場面寫得最快，因為我比較熟悉，有信心一點。」他笑言動作描述可以「充撐」許多字數，他現在每本書的結尾，都有一場較大型的打鬥，動輒一萬字，卻愈寫愈快，「就像跑步最後衝關一樣。」

比較不少傳統武俠小說較多以對白鋪陳，他稱自己寫小說，對白簡潔。「每一句都有Message，表達我想表達的訊息。」他坦言受到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的影響，該書也很少對白，集中人物內心描述，每句對白都是精要。

定位王道正宗

他寫《武道狂之詩》的原意，就是要走簡單路綫，比他過往作品如《殺禪》的複雜程度較低，「《殺禪》裏很多人物都有象徵性，《武道狂之詩》則寫得較隨意，我的定位是『王道正宗』，最享受當中對同伴感情、友誼的表達，主題比較正面，我都寫得開心一點。」《殺禪》則較悲觀，這要追溯到他當年曾任職報章國際新聞版，看到許多戰爭人禍，心情視野也較晦暗。

如今戰爭仍沒遏止，世界沒變，只是人的心態改變了？「我都沒變。應該這樣說，有些東西，我已在《殺禪》表達了，我現在嘗試從另一角度說另一些話。」他說，因李碧華短篇小說《誘僧》激發創作的《殺禪》，是目前為止最滿意、最重要的作品，他甚至以「神奇」來形容。《武道狂之詩》呢？「還沒完結，不好說。」

《武道狂之詩》還未結束，喬大已計畫推出另一長篇系列小說，還透露上半年或會抽時間創作另一本書，不乏圖像內容，但出版社未定，除了香港還計畫發行到外地市場。或許我們日後將看到手持另一寫作旗幟的喬大。

作家的書架：

買最久：
《武林見聞錄》（作者：何小孟）
「談真實武林人物軼事，包括霍元甲、黃飛鴻、鐵橋三、孫祿堂等，對我影響非常大，現在寫《武道狂之詩》，一些武術描寫仍然是來自這本書。」

最新買：
《毒梟之國》（作者：卡門．波露薩、麥克．華萊士）
「講墨西哥的毒梟、毒品、黑道的故事。」

看最多：
《The Beach》（作者：Alex Garland）
「看的時間好像去了旅行，我有時旅行都會帶它去，令我很安心，就像護身符一樣。」

問：最想學武俠小說中哪門絕學？
答：獨孤九劍。這個招式崇尚自由和創造，是概念多於模仿，如果我懂得獨孤九劍，一定會打得很開心。

問：最想跟哪個高手過招？
答：李尋歡。即使我死在他的刀下，至少我人生裏見過「例不虛發」的小李飛刀。

問：哪一位武俠小說人物最像自己？
答：荊裂。他追求自由，有很多經歷，堅持挑戰自己，以自己為師。

（2016年1月5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