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火紅美劇《怪奇物語》第二季剛於十月底啟播，九集約共五百分鐘的長度，當然難不到滿心期待的科幻劇迷一口氣看盡，可是急急「煲」完，又要遙遙苦等第三季，日子真難熬啊（笑）！
筆者早前寫過《怪奇物語》第一季那些充滿上世紀八十年代氣氛的「怪奇」選曲，第二季亦繼續響起懷舊拍子，不知大家又覺得第二季還是第一季好看\聽一點？
除了科幻、懸疑、驚慄等元素，《怪奇物語》最叫觀眾津津樂道之處，是千絲萬縷地大玩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牽連呼應，這是導演、編劇跟觀眾玩的臭味相投遊戲，年輕一代當然可以毫不理會那些指涉，一樣覺得好看，但如果那些也是大家曾一起走過的日子，那就更加好玩、更有意義。好像音樂，當熟口熟面甚至耳熟能詳的旋律奏出來，配合劇情，樂迷很難不高呼過癮，猶記得《怪奇物語》首季，聽見Peter Gabriel唱出David Bowie的《Heroes》，還有Joy Division的《Atmosphere》時，就最令筆者興奮。
相信許多觀眾與筆者一樣，懷着期待Eleven回歸、估計Will繼續受折磨、想像The Upside Down World是怎麼一回事，以及回味那些懷舊選曲的心情，欣賞《怪奇物語》第二季。該季時間設定於一九八四年，觀眾們都跟主角們一起（飛快地）度過了萬聖節和聖誕節。
果然一來就是集體回憶的《Mad Max》和《Ghostbusters》（《捉鬼敢死隊》），特別是後者主題音樂不停在第二季第二集《不給糖就搗蛋，怪胎》響起──Who You Gonna Call？Ghostbusters！小主角四人組Mike、Will、Dustin和Lucas，齊齊穿上捉鬼制服上學去，怎知校內沒有人穿Costume扮鬼扮馬，也罷，反正他們已習慣做大家的「怪胎」。
至於Mütley Crüe的《Shout at the Devil》和Duran Duran的《Girls on Film》，則在該集的萬聖節派對播送，前者金屬，後者舞曲，配合Steve與暴躁的新角色Billy發生小衝突，以及Jonathan單拖赴會的不同劇情。話說回來，Billy登場總少不了大剌剌的重金屬之音，如Metallica的《The Four Horsemen》（第八集《奪心魔》）。
鬼聲鬼氣，從第二集來到第三集《蝌蚪》。英國Post Punk/New Wave樂隊The Psychedelic Furs的《The Ghost In You》，在Nancy和Jonathan一起吃午餐時奏響，Nancy才剛在派對上與男友Steve吵架，當時喝醉了的Nancy，說不愛Steve了，酒醉三分醒，Nancy一直心有戚戚然，卻另一邊廂與Jonathan坦誠相對，「The Ghost In You」，可不就是「心中有鬼」嗎？
記得The Clash的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曾於第一季播放嗎？他們的《This Is Radio Clash》也在第二季第四集《智者威爾》奏響，當時Jonathan準備駕車與Nancy前往「告密」地點，後來觀眾便發現原來他們計中有計，而兩首The Clash都不約而同的在Jonathan駕車時響起。The Clash的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也在第八集再度出現，當時Jonathan就在不能自控的弟弟Will面前播放，讓他拍出摩斯密碼，這首可說是兄弟之歌。
來到第七集《失落的姊妹》，Eleven老遠跑到伊利諾州尋找「姐姐」，甫踏出車門，Bon Jovi爽勁的《Runaway》，還有熱鬧的城市氣氛，都叫Eleven耳目一新。該集後來還有一曲The Runaways《Dead End Justice》，當時Eleven與Kali（Eight）等人一起出動，準備大幹一番，先有《Runaway》後有The Runaways，如斯鋪排，真妙。
結局的第九集《門》也有多首好歌，好像Tangerine Dream的《Rare Bird》等等，既然是結局，情節就請恕筆者省去了（其實已經劇透太多了吧……），而在聖誕舞會裏（說好了的省去情節呢？），Cyndi Lauper的《Time After Time》等曲目揚起，但筆者還是最愛The Police的《Every Breath You Take》，為甚麼？配合劇情嘛……好了好了，不再說了。
（2017年11月1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．文化廊．享樂主義）
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
林強 文藝配樂家
跟台灣音樂人林強，談電影配樂創作過程。
「都是導演找我，我看劇本，知道故事到底講甚麼，有興趣，才有下一步。」對哪些電影特別感興趣？他不假思索：「文藝片。」
跟他合作過的導演，好像侯孝賢、賈樟柯、畢贛、趙德胤等等，多的是文藝片導演，「不是我不喜歡做商業片，而是我不會，商業片需要大量古典音樂，我沒有這方面的訓練。」
於是大家都說他是文藝配樂師了。「一個傳一個。現在找我的都是文藝片、獨立電影導演了。我的配樂性格也長成了。」
華麗轉身到幕後
林強早前來到香港大學，出席《與林強對話：電影配樂創作經驗》座談會，之前與筆者聊聊天，氣氛愉快得不得了，這位揚威國際也是《金馬獎》得獎常客的配樂師，一點架子都沒有，而且笑起來很真純，很可愛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林強以一曲《向前走》成名，拓寬了台語搖滾的向度，大家都說他是新台語歌運動的先鋒人物，出版了《向前走》、《春風少年兄》、《娛樂世界》等叫人津津樂道的專輯。直至碰上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，他不僅獲邀在其電影演出，還做配樂，林強的音樂事業從此改變，配樂工作接踵而來。
這個曾把搖滾樂、電子樂、台語歌等各種元素，毫無違和感地共冶一爐的音樂人，搔搔頭，說音樂是有繼續玩，但已經沒有歌唱了，「五、六年前，朋友找我去KTV唱歌，偷偷點了我的歌，我拿着咪高峰，有點唱不上去的感覺。」他笑說，一直有很多歌唱邀請，也有唱片公司洽談合作，「但我覺得好像已失去唱歌的能力。」他說，如果你是歌手，必須每天不斷練習，時刻保持唱歌的狀態，「我已經完全轉到幕後去了。」就是沒有很愛唱歌的感覺，也很少聽流行音樂。「對商業流行市場的了解也是不準確的。」
香港音樂市場萎縮，台灣以至全球的唱片銷量也一直下滑，林強覺得整個市場環境不能同日而語了，對音樂工作者也有很大影響，「除非你喜歡辦演唱會。現在所有流行音樂製作都為了演唱會，不像從前為了出版唱片。但我對現場表演的興趣不大。」他早已離開唱片業，轉到幕後配樂去了，沒甚麼大影響。「又或者跟真正的音樂家在錄音室玩音樂，有機會就發表專輯，或者放在網絡上讓人下載，或免費或付費，至少有作品給大家聽。我現在所有音樂創作都是往這個方向走。」
說起來，他也跟香港導演合作過，與杜琪峯見面時鬧出笑話：「看到他嘴角紅紅的，我就問：『杜導演你也像我們台灣人吃檳榔嗎？』他連忙說：『不是，紅酒！』」他跟王家衛也見過面，去年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的第十屆《FIRST青年電影展》，王家衛擔任評委會主席，林強是評委，開會時跟其他評委一起討論對入圍電影的意見。
如果能跟王家衛合作？「當然我會很開心，但人家是國際大導演，未必會找我吧。而且他的影片比較前衞，如果真的找我，我會多找黃耀明、劉以達一起玩。」他又寄語，音樂、電影工作不一定就要很密切的跟內地龐大資金掛鈎，「有時候，音樂、電影反而是比較獨立的、比較小資金、小製作，會更有性格。」
報答侯孝賢
獨立電影，錢都不多，但林強不介意，現時一年為五、六部片子做配樂，他也很想一年只接一次電影配樂，「但獨立製作沒那麼多錢，必須多接一些才行。」為了配樂，他甚至會跑到拍攝場地，就算長途跋涉。「畢贛拍《路邊野餐》時，我就去了貴州凱里市，跟劇組見面，看看凱里的城市，然後回到台灣，他們拍好了一些片段，讓我在互聯網下載，我家電腦有兩個熒幕，一個放影片，一個做編曲，看看導演想要哪種樂器的聲音，我便在電腦上編一編，他們感覺對了，就採用。」如果導演有需要，他們還會到錄音室，「我有些樂器是不會的，譬如色士風，就要找樂師。但這個比較少，因為一般獨立導演的資金不多。」
最難忘的一次「配樂」，是跟內地導演劉傑合作的《碧羅雪山》，講一個雲南少數民族的故事，導演邀他為片子做一些音樂，他看戲後，居然說：「不用配樂。」他可不是開導演玩笑，而是覺得片中少數民族的歌聲、舞蹈，已是最佳配樂，但劉傑還是堅持：「既然都找你了，你不如就做一些試試吧。」盛情難卻，他便索性做一首音樂，表達他對電影的喜好，導演最後把這首曲子放在片尾，也就是說，該戲從頭到尾都沒有「配樂」，直至片尾音樂才揚起。更有趣的是，這套電影後來得了《上海國際電影節》的最佳音樂。
跟侯孝賢的合作呢？「他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，我沒有辦法把他當朋友，他一直是我的長輩，所謂合作，是他有一些『命令』，我去完成。當然他不是真的在命令我吧，但我是這樣想。我們甚至沒有『討論』工作，我的音樂他想用就用，不用就改，我完全沒關係。」
他第一部電影演出、第一部電影配樂，都是侯導的作品，現在有工作找他，他都很願意做，也沒有談多少錢，「就像我來報答他。」就算侯導交代的工作，他都不會做，「好像《刺客聶隱娘》，因為唐代、古代的樂器我都不會，『不會？你不會去問嗎？』好呀，『命令』來了，我就做了。」《刺客聶隱娘》後來得了《康城影展》會外賽電影原聲帶獎、《亞洲電影大獎》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。
如果沒有侯導？「或許仍在唱歌吧？」玩甚麼類型的音樂？「很難說。完全沒想。」但是筆者可是很期待啊。
後記：林強與香港音樂人
談着談着，我成了一個小粉絲，取出收藏多年他早期的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求簽名，這兩張專輯非從二手市場得來，而是一張一張新碟買下來的。他甫看見自己的舊作，口中喃喃：「為甚麼香港會有？」「已經很久了！」「第一張唱片《向前走》，如果是個孩子，已經二十七歲，大學畢業、出來工作了。」
他就說了，早已放棄歌唱，但始終沒有捨棄電子音樂，「不像黃耀明，他既愛電子音樂，也仍然在唱歌。達明一派就做得很好。」原來他跟黃耀明見過兩次面，有談過一起做些甚麼，但不了了之，卻反而跟劉以達在十多年前合作了一曲《我是螞蟻》，林強就是主唱者，但據悉專輯沒有發行。
除了劉以達，跟他合作過的香港音樂人，還有前Virus主音兼結他手Seasons Lee（李嘉強）和盧巧音（她也是前Black & Blue主唱）。二○○一年，《香港藝術節》節目之一《鏡‧花‧緣》，由林強與竇唯擔任音樂監製，盧巧音演出，Seasons Lee等人彈結他，「那時候竇唯仍跟王菲談戀愛，我跟他沒講兩句話，他整天都被記者追着跑，所有人都問他跟王菲的事情。」
我只有林強兩張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收錄那首同名成名作的處子專輯《向前走》卻遍尋不獲，雖然通過音樂串流平台，我還是更喜歡稍後推出的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只是隨着這次訪問，收藏的心癮又起了，既然香港難覓，不知道台灣二手唱片店會有嗎？
（2017年10月2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「都是導演找我，我看劇本，知道故事到底講甚麼，有興趣，才有下一步。」對哪些電影特別感興趣？他不假思索：「文藝片。」
跟他合作過的導演，好像侯孝賢、賈樟柯、畢贛、趙德胤等等，多的是文藝片導演，「不是我不喜歡做商業片，而是我不會，商業片需要大量古典音樂，我沒有這方面的訓練。」
於是大家都說他是文藝配樂師了。「一個傳一個。現在找我的都是文藝片、獨立電影導演了。我的配樂性格也長成了。」
華麗轉身到幕後
林強早前來到香港大學，出席《與林強對話：電影配樂創作經驗》座談會，之前與筆者聊聊天，氣氛愉快得不得了，這位揚威國際也是《金馬獎》得獎常客的配樂師，一點架子都沒有，而且笑起來很真純，很可愛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林強以一曲《向前走》成名，拓寬了台語搖滾的向度，大家都說他是新台語歌運動的先鋒人物，出版了《向前走》、《春風少年兄》、《娛樂世界》等叫人津津樂道的專輯。直至碰上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，他不僅獲邀在其電影演出，還做配樂，林強的音樂事業從此改變，配樂工作接踵而來。
這個曾把搖滾樂、電子樂、台語歌等各種元素，毫無違和感地共冶一爐的音樂人，搔搔頭，說音樂是有繼續玩，但已經沒有歌唱了，「五、六年前，朋友找我去KTV唱歌，偷偷點了我的歌，我拿着咪高峰，有點唱不上去的感覺。」他笑說，一直有很多歌唱邀請，也有唱片公司洽談合作，「但我覺得好像已失去唱歌的能力。」他說，如果你是歌手，必須每天不斷練習，時刻保持唱歌的狀態，「我已經完全轉到幕後去了。」就是沒有很愛唱歌的感覺，也很少聽流行音樂。「對商業流行市場的了解也是不準確的。」
香港音樂市場萎縮，台灣以至全球的唱片銷量也一直下滑，林強覺得整個市場環境不能同日而語了，對音樂工作者也有很大影響，「除非你喜歡辦演唱會。現在所有流行音樂製作都為了演唱會，不像從前為了出版唱片。但我對現場表演的興趣不大。」他早已離開唱片業，轉到幕後配樂去了，沒甚麼大影響。「又或者跟真正的音樂家在錄音室玩音樂，有機會就發表專輯，或者放在網絡上讓人下載，或免費或付費，至少有作品給大家聽。我現在所有音樂創作都是往這個方向走。」
說起來，他也跟香港導演合作過，與杜琪峯見面時鬧出笑話：「看到他嘴角紅紅的，我就問：『杜導演你也像我們台灣人吃檳榔嗎？』他連忙說：『不是，紅酒！』」他跟王家衛也見過面，去年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的第十屆《FIRST青年電影展》，王家衛擔任評委會主席，林強是評委，開會時跟其他評委一起討論對入圍電影的意見。
如果能跟王家衛合作？「當然我會很開心，但人家是國際大導演，未必會找我吧。而且他的影片比較前衞，如果真的找我，我會多找黃耀明、劉以達一起玩。」他又寄語，音樂、電影工作不一定就要很密切的跟內地龐大資金掛鈎，「有時候，音樂、電影反而是比較獨立的、比較小資金、小製作，會更有性格。」
報答侯孝賢
獨立電影，錢都不多，但林強不介意，現時一年為五、六部片子做配樂，他也很想一年只接一次電影配樂，「但獨立製作沒那麼多錢，必須多接一些才行。」為了配樂，他甚至會跑到拍攝場地，就算長途跋涉。「畢贛拍《路邊野餐》時，我就去了貴州凱里市，跟劇組見面，看看凱里的城市，然後回到台灣，他們拍好了一些片段，讓我在互聯網下載，我家電腦有兩個熒幕，一個放影片，一個做編曲，看看導演想要哪種樂器的聲音，我便在電腦上編一編，他們感覺對了，就採用。」如果導演有需要，他們還會到錄音室，「我有些樂器是不會的，譬如色士風，就要找樂師。但這個比較少，因為一般獨立導演的資金不多。」
最難忘的一次「配樂」，是跟內地導演劉傑合作的《碧羅雪山》，講一個雲南少數民族的故事，導演邀他為片子做一些音樂，他看戲後，居然說：「不用配樂。」他可不是開導演玩笑，而是覺得片中少數民族的歌聲、舞蹈，已是最佳配樂，但劉傑還是堅持：「既然都找你了，你不如就做一些試試吧。」盛情難卻，他便索性做一首音樂，表達他對電影的喜好，導演最後把這首曲子放在片尾，也就是說，該戲從頭到尾都沒有「配樂」，直至片尾音樂才揚起。更有趣的是，這套電影後來得了《上海國際電影節》的最佳音樂。
跟侯孝賢的合作呢？「他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，我沒有辦法把他當朋友，他一直是我的長輩，所謂合作，是他有一些『命令』，我去完成。當然他不是真的在命令我吧，但我是這樣想。我們甚至沒有『討論』工作，我的音樂他想用就用，不用就改，我完全沒關係。」
他第一部電影演出、第一部電影配樂，都是侯導的作品，現在有工作找他，他都很願意做，也沒有談多少錢，「就像我來報答他。」就算侯導交代的工作，他都不會做，「好像《刺客聶隱娘》，因為唐代、古代的樂器我都不會，『不會？你不會去問嗎？』好呀，『命令』來了，我就做了。」《刺客聶隱娘》後來得了《康城影展》會外賽電影原聲帶獎、《亞洲電影大獎》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。
如果沒有侯導？「或許仍在唱歌吧？」玩甚麼類型的音樂？「很難說。完全沒想。」但是筆者可是很期待啊。
後記：林強與香港音樂人
談着談着，我成了一個小粉絲，取出收藏多年他早期的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求簽名，這兩張專輯非從二手市場得來，而是一張一張新碟買下來的。他甫看見自己的舊作，口中喃喃：「為甚麼香港會有？」「已經很久了！」「第一張唱片《向前走》，如果是個孩子，已經二十七歲，大學畢業、出來工作了。」
他就說了，早已放棄歌唱，但始終沒有捨棄電子音樂，「不像黃耀明，他既愛電子音樂，也仍然在唱歌。達明一派就做得很好。」原來他跟黃耀明見過兩次面，有談過一起做些甚麼，但不了了之，卻反而跟劉以達在十多年前合作了一曲《我是螞蟻》，林強就是主唱者，但據悉專輯沒有發行。
除了劉以達，跟他合作過的香港音樂人，還有前Virus主音兼結他手Seasons Lee（李嘉強）和盧巧音（她也是前Black & Blue主唱）。二○○一年，《香港藝術節》節目之一《鏡‧花‧緣》，由林強與竇唯擔任音樂監製，盧巧音演出，Seasons Lee等人彈結他，「那時候竇唯仍跟王菲談戀愛，我跟他沒講兩句話，他整天都被記者追着跑，所有人都問他跟王菲的事情。」
我只有林強兩張專輯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收錄那首同名成名作的處子專輯《向前走》卻遍尋不獲，雖然通過音樂串流平台，我還是更喜歡稍後推出的《春風少年兄》和《娛樂世界》，只是隨着這次訪問，收藏的心癮又起了，既然香港難覓，不知道台灣二手唱片店會有嗎？
（2017年10月2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
銀翼科幻配樂
本年度科幻電影巨著《銀翼殺手2049》終於開畫，把原著小說Philip K. Dick的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？》和搬上銀幕的「Blade Runner」電影系列，所觸及的複製人命題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觀眾警示和詰問，銀翼科幻配樂也再度奏響。
一九八二年，憑《異形》首集（一九七九年）聲名鵲起的列尼史葛，拍出另一科幻奇片《2020》（台譯《銀翼殺手》），當時票房不怎麼了，但隨着後來影迷、影評人的多番詮釋和解讀，以及其對黑色科幻電影的開創性、對後來科幻片的影響，該片早已被譽為科幻先驅，昂然登上殿堂。
近年列尼史葛的大名在電影界不絕於耳，親手執導兩部《異形》前傳《普羅米修斯》、《異形：聖約》都引起熱話，由麥迪文主演的《火星任務》也有好票房，今天還有《銀翼殺手2049》，但導演之棒交予《天煞異降》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，列尼史葛只任監製一角，也無損影迷的期待度。
顧名思義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是《2020》二十九年後的故事，把舊型號複製人「退役」（即殺掉）的「銀翼殺手」主角，由戴克（夏里遜福飾）換上K（賴恩高斯寧飾），跟前作的戴克要觀眾猜度是否複製人不一樣，K毫無懸念就是新型號複製人，除了冷面又冷漠之外，他似乎都擁有人類的七情六欲（愛上虛擬人形樂兒；對自己和未來滿有憧憬；發現自己不是「The One」後失落、激動、憤怒等等），於《銀翼殺手2049》裏複製人跟人類的分野已經很模糊了，他們渴望自由，起義革命，是順理成章多於劇情所需。
作為《2020》「粉絲」的丹尼斯維爾諾夫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繼承了黑色電影味道，許多伏筆都呼應指涉前作，加上攝影指導、美術指導的匠心布局，《2020》迷應該收貨吧。
有人說，科幻片配樂一是非常前衛，一是非常復古。前者很容易理解，華麗而冷感的音色就對了，後者又怎麼說呢？在人類的想像中，於科幻電影的呈現裏，未來世界景觀不一定就是井然有條、几潔明麗、充滿劃時代感的怪奇建築，也有反烏托邦式、Cyberpunk式的頹廢世界，人類的生活環境可能比現代更復古（也更苦），又因為受到嚴重空氣、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日積月累的蠶食，甚至漫天遍地滿目瘡痍。
就好像《銀翼殺手2049》/《2020》的世界觀，無論是二〇二〇年（離今天不遠矣）還是二〇四九年，片中許多地方都是頹廢不堪的景致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有不少廢墟與頹垣敗瓦，環境也污染不堪，經常下着大雨，遍地濕漉漉的，到處黑沉沉的，也時有能見度低的大漠風沙，予人不舒服之感。
為列尼史葛一九八二年《2020》配樂的希臘音樂家Vangelis，除了在片中寫下充滿疏離感的音符（《Memories of Green》），還築起浪漫綺麗的電子音牆，好像《Blush Respons》、《Blade Runner Blues》、《Blade Runner（End Titles）》等等，都有濃郁的電子合成器味道，《One More Kiss, Dear》根本就像一首老歌，《Tales of the Future》、《Damask Rose》都有異國風情和神秘色彩，《Rachel's Song》亦有一抹太空歌劇的淒美。樂迷會發現，電子音樂跟科幻電影本來就是一雙一對的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的配樂本來由冰島作曲家Jóhann Jóhannsson負責，他後來退出，由Hans Zimmer和Benjamin Wallfisch接手，他們銳意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多添驚心動魄（《2049》、《Flight to LAPD》、《Pilot》、《Hijack》等等）和鬼聲鬼氣效果（《Wallace》配合Wallace的登場，輕而易舉地把他塑造成陰險大惡人；《Sea Wall》凌厲鼓聲如亂七八糟的心跳脈動），也正因如此，筆者的確在觀影時感受到猶如欣賞懸疑、驚慄，甚至恐怖片的情緒，生怕甚麼驚異駭人、可怖凶險會忽然降臨，這些聽覺刺激感，大概有讓節奏緩慢的電影氣氛「看」起來緊湊一點點。
而電子合成器、電子音樂仍是配樂主調，承接了《2020》的音色，也有Ambient環境音樂的向度，好像《Sapper's Tree》就有靈性、梵音色彩，映照未來/末世裏歸隱田園的複製人Sapper那個「世外桃源」；《Joi》以神秘又奇幻的駕勢迎來虛擬人形樂兒。這種Ambient音樂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聽起來不比《2020》流行易入口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也有多首舊曲，Frank Sinatra的《Summer Wind》和《One For My Baby（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）》、「貓王」Elvis Presley的《Suspicious Minds》，還有後者與The Jordanaires合唱的《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》，都是經典，在全片的電音氛圍裏，起了畫龍點睛的驚喜效果，也跟《2020》的懷舊復古風，戲味一致。
配樂有營造、推進劇情的作用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複製人比人類更人類？片尾曲《Almost Human》似有回應（放在片尾是結案陳詞？），還有美國九十後歌姬Lauren Daigle演繹，適時加進實感。複製人，是人不是人？看着老戴克隔着透明幕牆探望女兒時，既心痛又愉悅，觀眾心情之複雜大概跟戴克一樣，也顯然「複製」不來──然而，做人有那麼好？Almost Human或許就夠了。
（2017年10月1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相關文章：異形音樂暗示
一九八二年，憑《異形》首集（一九七九年）聲名鵲起的列尼史葛，拍出另一科幻奇片《2020》（台譯《銀翼殺手》），當時票房不怎麼了，但隨着後來影迷、影評人的多番詮釋和解讀，以及其對黑色科幻電影的開創性、對後來科幻片的影響，該片早已被譽為科幻先驅，昂然登上殿堂。
近年列尼史葛的大名在電影界不絕於耳，親手執導兩部《異形》前傳《普羅米修斯》、《異形：聖約》都引起熱話，由麥迪文主演的《火星任務》也有好票房，今天還有《銀翼殺手2049》，但導演之棒交予《天煞異降》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，列尼史葛只任監製一角，也無損影迷的期待度。
顧名思義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是《2020》二十九年後的故事，把舊型號複製人「退役」（即殺掉）的「銀翼殺手」主角，由戴克（夏里遜福飾）換上K（賴恩高斯寧飾），跟前作的戴克要觀眾猜度是否複製人不一樣，K毫無懸念就是新型號複製人，除了冷面又冷漠之外，他似乎都擁有人類的七情六欲（愛上虛擬人形樂兒；對自己和未來滿有憧憬；發現自己不是「The One」後失落、激動、憤怒等等），於《銀翼殺手2049》裏複製人跟人類的分野已經很模糊了，他們渴望自由，起義革命，是順理成章多於劇情所需。
作為《2020》「粉絲」的丹尼斯維爾諾夫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繼承了黑色電影味道，許多伏筆都呼應指涉前作，加上攝影指導、美術指導的匠心布局，《2020》迷應該收貨吧。
有人說，科幻片配樂一是非常前衛，一是非常復古。前者很容易理解，華麗而冷感的音色就對了，後者又怎麼說呢？在人類的想像中，於科幻電影的呈現裏，未來世界景觀不一定就是井然有條、几潔明麗、充滿劃時代感的怪奇建築，也有反烏托邦式、Cyberpunk式的頹廢世界，人類的生活環境可能比現代更復古（也更苦），又因為受到嚴重空氣、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日積月累的蠶食，甚至漫天遍地滿目瘡痍。
就好像《銀翼殺手2049》/《2020》的世界觀，無論是二〇二〇年（離今天不遠矣）還是二〇四九年，片中許多地方都是頹廢不堪的景致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有不少廢墟與頹垣敗瓦，環境也污染不堪，經常下着大雨，遍地濕漉漉的，到處黑沉沉的，也時有能見度低的大漠風沙，予人不舒服之感。
為列尼史葛一九八二年《2020》配樂的希臘音樂家Vangelis，除了在片中寫下充滿疏離感的音符（《Memories of Green》），還築起浪漫綺麗的電子音牆，好像《Blush Respons》、《Blade Runner Blues》、《Blade Runner（End Titles）》等等，都有濃郁的電子合成器味道，《One More Kiss, Dear》根本就像一首老歌，《Tales of the Future》、《Damask Rose》都有異國風情和神秘色彩，《Rachel's Song》亦有一抹太空歌劇的淒美。樂迷會發現，電子音樂跟科幻電影本來就是一雙一對的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的配樂本來由冰島作曲家Jóhann Jóhannsson負責，他後來退出，由Hans Zimmer和Benjamin Wallfisch接手，他們銳意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多添驚心動魄（《2049》、《Flight to LAPD》、《Pilot》、《Hijack》等等）和鬼聲鬼氣效果（《Wallace》配合Wallace的登場，輕而易舉地把他塑造成陰險大惡人；《Sea Wall》凌厲鼓聲如亂七八糟的心跳脈動），也正因如此，筆者的確在觀影時感受到猶如欣賞懸疑、驚慄，甚至恐怖片的情緒，生怕甚麼驚異駭人、可怖凶險會忽然降臨，這些聽覺刺激感，大概有讓節奏緩慢的電影氣氛「看」起來緊湊一點點。
而電子合成器、電子音樂仍是配樂主調，承接了《2020》的音色，也有Ambient環境音樂的向度，好像《Sapper's Tree》就有靈性、梵音色彩，映照未來/末世裏歸隱田園的複製人Sapper那個「世外桃源」；《Joi》以神秘又奇幻的駕勢迎來虛擬人形樂兒。這種Ambient音樂，讓《銀翼殺手2049》聽起來不比《2020》流行易入口。
《銀翼殺手2049》也有多首舊曲，Frank Sinatra的《Summer Wind》和《One For My Baby（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）》、「貓王」Elvis Presley的《Suspicious Minds》，還有後者與The Jordanaires合唱的《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》，都是經典，在全片的電音氛圍裏，起了畫龍點睛的驚喜效果，也跟《2020》的懷舊復古風，戲味一致。
配樂有營造、推進劇情的作用，《銀翼殺手2049》複製人比人類更人類？片尾曲《Almost Human》似有回應（放在片尾是結案陳詞？），還有美國九十後歌姬Lauren Daigle演繹，適時加進實感。複製人，是人不是人？看着老戴克隔着透明幕牆探望女兒時，既心痛又愉悅，觀眾心情之複雜大概跟戴克一樣，也顯然「複製」不來──然而，做人有那麼好？Almost Human或許就夠了。
（2017年10月1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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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
【小小說】書球
我生於一九六五年，今年五十二歲。咳咳。這對於人類的年齡或許只算中年，如無意外應該還沒退休，事業上是收成期（我之前有好幾個主人都是這種年紀，不知他們現在怎麼了？），但對於書來說，便是老書古籍了，我有許多差不多年紀的「書友」，都（封）面露雀斑、長滿皺紋，甚至甩手甩腳。有甚麼辦法呢？從前的印刷技術、紙質都不佳，如果收留我們的人不善養書，又或者好像我那樣遭逢多次轉手慘成「書球」，我們殘得特別快。
人有人球，書有書球。明明應該只有皮球是給製造出來讓人踢上踢下，怎麼連一本安靜的書都要被拋來拋去，我想極都想不通。曾經同住一室的「書友」問我，寧願被送到堆填區，被壓碎瓦解，抑或淪為書球？我嘛，或許繼承了寫我出來的張老先生的風骨，就答他：「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全。」怎料給他嘲笑了大半天，揶揄我不識時務、不識抬舉。
其實他有甚麼好神氣呢？不過是舊書市場讓他忽然火紅起來，身價一飆再飆，直達四位數字，於是嘴臉都變得像極了買他那些暴發戶一樣，只懂裝模作樣。我呸！惡心！數字遊戲只是世俗凡人玩的，我們身而為書，寫得好就好，寫得差就差，跟市場書價無關，無論掛上一塊怎樣的價值牌也改變不了書的質素。不是嗎？比起受人敬重的張老先生，他那位作者算甚麼？充其量只是賣弄花巧、投讀者所好的二三流作家──不，寫手而已，配不上作家二字。
張老先生就不同了，他學識淵博，為人謙厚，漠視名利，不倚權貴，筆觸實而不華，感情豐富，一針見血，擲地有聲，雖然著作不多，但本本都被公認為本地文學經典，我有幸跟他見過一次面，我第一任主人陳先生，把我帶到簽書會，張老先生拿起我時手的溫度、在我身上簽名時手的力度，都叫我激動，至今難忘。當時我行年十五歲，張老先生在十年後離世，陳先生比他先走一步，在我二十歲未足就走了，他養我育我到成年（以人類的年齡計算），期間翻看過我不下數十遍，又在我身上仔細寫下筆記，是我的大恩人，也是一個真真正正珍惜我的人，直至現在我還在記掛着他，只願仍有幸做他下一世的藏書──但願我這個書球能夠支撐到那個時候。
在陳先生書櫃裏的日子，是我今生最快樂的往事，既無風無雨，也無憂無慮，跟其他中西文學大典為鄰，好像卡夫卡《審判》和《城堡》、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、豐子愷《緣緣堂隨筆》、劉以鬯《天堂與地獄》和《酒徒》等等，我們徹日徹夜大談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藝術，當然少不了人類與人性，這是我們談得最多也最興高采烈的話題！就像男人都談女人，女人都談男人一樣。但說到底，我們都不了解人性，只能從我們作者筆下文字，略懂二一，也不得要領。
譬如，我永遠都不明白炒賣這回事。書本來就是商品，付出了心力和成本，就有價，這個我明白，但後來經過人為調控、重新定價，動輒讓炒價一翻再翻，誰操控二手書市？舊書店老闆？炒家？收藏家？
我還是繼續說我可憐的書球命運吧。陳先生無親無故，死後第二天才被相熟鄰人發現，記得當天所有藏書都在抽泣，一方面悲傷陳先生孤獨而終，一方面憂慮自己接下來的命途。果然，我們被這位鄰人送到附近的舊書店，碰上更多「書友」，沒有見過世面的我，才知道在這個城市身而為書的命運，我跟一本當時暢銷、現已成了舊書明星的黃霑《不文集》，最談得來，雖然我和他──不，張老先生和黃霑先生性格迥異，但人與人、書與書之間的緣份，就是那麼奇妙。他教曉我許多做人和做書之道，還有怎樣在人間處世，我受他的爽朗豪邁感染了不少。我從張老先生身上學會了孤芳自賞，又從他身上習得了豁達瀟灑。
黃霑《不文集》很快就被賣出了，臨別不捨，他贈我一句：「後會無期！」當時不懂，後來明白了。半年後，我也被轉手，第二任主人是一位七十後，不是愛書人，買我的原因只是捆綁式消費，他的目標是金庸《射鵰英雄傳》，我和其他書都是配角，張老先生？他聽都沒聽過。《射鵰英雄傳》版次是第一回，當然成了我們後來身價最高的一套書（當時其身價可沒現在那麼高），《射鵰英雄傳》性情真有點像書中主角郭靖，俠義敦厚，我們都很喜歡他，不會因為自己是貴書而驕傲（你現在明白我為甚麼會那麼鄙視文首那位「書友」吧！），是個真英雄。
而我從一開始就被打入冷宮，給投閒置散的亂疊在書桌一旁，後來又被隨手擱在窗邊書堆中，慘遭日曬雨淋。不瞞你，我身體上大部分的明顯傷痕，都在那時候烙下來的，好像左上書角的水迹、中段的大摺痕，還有第一至二十頁被曬得乾脆。老人有骨質疏鬆，老書也有相似毛病，雖然我當時一點都不老，甚至中年都談不上。在這種艱難日子，幸好有「郭靖大哥」和其他「書友」的扶持，否則日子真的不知怎樣過。
這個不善藏書的主人，終於在兩年後把我賣回到同一家舊書店，期間他碰都沒有碰過我一下。不可憐嗎？身而為書，都希望讀者可以好好閱讀、好好愛惜，然後讓文化和智慧一直流傳下去，但在這個城市是很難做得到的。店內不僅「書友」面目全非，老闆也換了人，新老闆更加年輕，沒聽過張老先生是不緊要的，但可否不要把我放在園藝類呢？我怎麼看都不像園藝書吧，簡直就像一個穿着西裝皮鞋的紳士，粗心大意的走進濕漉漉街市，還要挽一袋剛殺鮮魚般滑稽。饒了我吧，標奇立異從來都不是我的作風。
我的標價也是有史以來最低的──十元正，我對此感到相當羞恥，如果這是品相惹的禍，那都是上一任主人害的。不過很快就有人買走我，他是一個貌似營養不良的年輕人，除了買書前稍為翻揭我後，我在他的迷你倉裏不見天日了足足五年！聽迷你倉裏的「書友」說，這位主人就是一個賣家、買手，書讀得不多，但懂得趁低吸納之術，在適當時候套現謀利，他似乎有一張長長的書客名單，也會賣書到其他二手書店，不知是他數漏了我，還是我真的無人問津，這五年來我只屈膝於那個骯髒侷促的監倉，雖然這總比日曬雨淋的好。五年後，我面臨生死，他居然把我和一批賣不去的書，送到廢紙回收公司，若非第四任主人及時把我接走，我便被碎紙機碎屍萬段，雖然這樣我也沒有遺憾。
第四任主人都不是好東西，也是炒家一名，恰巧因為張老先生在外地獲追頒甚麼文學界終身成就獎，書也開始熱起來，眼利的她把我撿起，替我仔細清潔去迹，又用砂紙輕輕磨去黃邊，我已有好多年沒有洗澡了，你能想像當時我有多感動！「可惜啊，若非你有那麼多明顯瑕疵，肯定值四位數字。」我卻一點都沒有高興，反問：「你當我是甚麼？是數字還是文字？你有讀過我嗎？不要以為很了解我！」只是她聽不到我的吶喊，否則我敢保證那將是一場叫人面紅耳熱的激烈辯論。
我後來輾轉落在不同人手上，但無論我的身價是五十元還是五百元，買我的主人都沒有碰過我！我實在不理解也不屑人類為了書價買賣/炒賣舊書這種行為，難道躋身炒賣熱書之列後，命運就當如此？現任的主人是一位「醒目仔」（不瞞你，我最討厭醒目仔），坐擁許多罕書珍品，也擅長網絡買賣，在面書群組、二手書買賣應用程式，都開了戶口，把我新增檔案，索價一千五百大洋。大哥啊大哥，我自問只是一本雅俗共賞的書，也希望雅俗共賞，你這樣開價叫我情何以堪！甚麼？竟然有外地買家斟洽？不不不，我不離開這裏，我生是這裏的書，死是這裏的書魂……（完）
（2017年10月11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創作塗鴉）
人有人球，書有書球。明明應該只有皮球是給製造出來讓人踢上踢下，怎麼連一本安靜的書都要被拋來拋去，我想極都想不通。曾經同住一室的「書友」問我，寧願被送到堆填區，被壓碎瓦解，抑或淪為書球？我嘛，或許繼承了寫我出來的張老先生的風骨，就答他：「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全。」怎料給他嘲笑了大半天，揶揄我不識時務、不識抬舉。
其實他有甚麼好神氣呢？不過是舊書市場讓他忽然火紅起來，身價一飆再飆，直達四位數字，於是嘴臉都變得像極了買他那些暴發戶一樣，只懂裝模作樣。我呸！惡心！數字遊戲只是世俗凡人玩的，我們身而為書，寫得好就好，寫得差就差，跟市場書價無關，無論掛上一塊怎樣的價值牌也改變不了書的質素。不是嗎？比起受人敬重的張老先生，他那位作者算甚麼？充其量只是賣弄花巧、投讀者所好的二三流作家──不，寫手而已，配不上作家二字。
張老先生就不同了，他學識淵博，為人謙厚，漠視名利，不倚權貴，筆觸實而不華，感情豐富，一針見血，擲地有聲，雖然著作不多，但本本都被公認為本地文學經典，我有幸跟他見過一次面，我第一任主人陳先生，把我帶到簽書會，張老先生拿起我時手的溫度、在我身上簽名時手的力度，都叫我激動，至今難忘。當時我行年十五歲，張老先生在十年後離世，陳先生比他先走一步，在我二十歲未足就走了，他養我育我到成年（以人類的年齡計算），期間翻看過我不下數十遍，又在我身上仔細寫下筆記，是我的大恩人，也是一個真真正正珍惜我的人，直至現在我還在記掛着他，只願仍有幸做他下一世的藏書──但願我這個書球能夠支撐到那個時候。
在陳先生書櫃裏的日子，是我今生最快樂的往事，既無風無雨，也無憂無慮，跟其他中西文學大典為鄰，好像卡夫卡《審判》和《城堡》、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、豐子愷《緣緣堂隨筆》、劉以鬯《天堂與地獄》和《酒徒》等等，我們徹日徹夜大談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藝術，當然少不了人類與人性，這是我們談得最多也最興高采烈的話題！就像男人都談女人，女人都談男人一樣。但說到底，我們都不了解人性，只能從我們作者筆下文字，略懂二一，也不得要領。
譬如，我永遠都不明白炒賣這回事。書本來就是商品，付出了心力和成本，就有價，這個我明白，但後來經過人為調控、重新定價，動輒讓炒價一翻再翻，誰操控二手書市？舊書店老闆？炒家？收藏家？
我還是繼續說我可憐的書球命運吧。陳先生無親無故，死後第二天才被相熟鄰人發現，記得當天所有藏書都在抽泣，一方面悲傷陳先生孤獨而終，一方面憂慮自己接下來的命途。果然，我們被這位鄰人送到附近的舊書店，碰上更多「書友」，沒有見過世面的我，才知道在這個城市身而為書的命運，我跟一本當時暢銷、現已成了舊書明星的黃霑《不文集》，最談得來，雖然我和他──不，張老先生和黃霑先生性格迥異，但人與人、書與書之間的緣份，就是那麼奇妙。他教曉我許多做人和做書之道，還有怎樣在人間處世，我受他的爽朗豪邁感染了不少。我從張老先生身上學會了孤芳自賞，又從他身上習得了豁達瀟灑。
黃霑《不文集》很快就被賣出了，臨別不捨，他贈我一句：「後會無期！」當時不懂，後來明白了。半年後，我也被轉手，第二任主人是一位七十後，不是愛書人，買我的原因只是捆綁式消費，他的目標是金庸《射鵰英雄傳》，我和其他書都是配角，張老先生？他聽都沒聽過。《射鵰英雄傳》版次是第一回，當然成了我們後來身價最高的一套書（當時其身價可沒現在那麼高），《射鵰英雄傳》性情真有點像書中主角郭靖，俠義敦厚，我們都很喜歡他，不會因為自己是貴書而驕傲（你現在明白我為甚麼會那麼鄙視文首那位「書友」吧！），是個真英雄。
而我從一開始就被打入冷宮，給投閒置散的亂疊在書桌一旁，後來又被隨手擱在窗邊書堆中，慘遭日曬雨淋。不瞞你，我身體上大部分的明顯傷痕，都在那時候烙下來的，好像左上書角的水迹、中段的大摺痕，還有第一至二十頁被曬得乾脆。老人有骨質疏鬆，老書也有相似毛病，雖然我當時一點都不老，甚至中年都談不上。在這種艱難日子，幸好有「郭靖大哥」和其他「書友」的扶持，否則日子真的不知怎樣過。
這個不善藏書的主人，終於在兩年後把我賣回到同一家舊書店，期間他碰都沒有碰過我一下。不可憐嗎？身而為書，都希望讀者可以好好閱讀、好好愛惜，然後讓文化和智慧一直流傳下去，但在這個城市是很難做得到的。店內不僅「書友」面目全非，老闆也換了人，新老闆更加年輕，沒聽過張老先生是不緊要的，但可否不要把我放在園藝類呢？我怎麼看都不像園藝書吧，簡直就像一個穿着西裝皮鞋的紳士，粗心大意的走進濕漉漉街市，還要挽一袋剛殺鮮魚般滑稽。饒了我吧，標奇立異從來都不是我的作風。
我的標價也是有史以來最低的──十元正，我對此感到相當羞恥，如果這是品相惹的禍，那都是上一任主人害的。不過很快就有人買走我，他是一個貌似營養不良的年輕人，除了買書前稍為翻揭我後，我在他的迷你倉裏不見天日了足足五年！聽迷你倉裏的「書友」說，這位主人就是一個賣家、買手，書讀得不多，但懂得趁低吸納之術，在適當時候套現謀利，他似乎有一張長長的書客名單，也會賣書到其他二手書店，不知是他數漏了我，還是我真的無人問津，這五年來我只屈膝於那個骯髒侷促的監倉，雖然這總比日曬雨淋的好。五年後，我面臨生死，他居然把我和一批賣不去的書，送到廢紙回收公司，若非第四任主人及時把我接走，我便被碎紙機碎屍萬段，雖然這樣我也沒有遺憾。
第四任主人都不是好東西，也是炒家一名，恰巧因為張老先生在外地獲追頒甚麼文學界終身成就獎，書也開始熱起來，眼利的她把我撿起，替我仔細清潔去迹，又用砂紙輕輕磨去黃邊，我已有好多年沒有洗澡了，你能想像當時我有多感動！「可惜啊，若非你有那麼多明顯瑕疵，肯定值四位數字。」我卻一點都沒有高興，反問：「你當我是甚麼？是數字還是文字？你有讀過我嗎？不要以為很了解我！」只是她聽不到我的吶喊，否則我敢保證那將是一場叫人面紅耳熱的激烈辯論。
我後來輾轉落在不同人手上，但無論我的身價是五十元還是五百元，買我的主人都沒有碰過我！我實在不理解也不屑人類為了書價買賣/炒賣舊書這種行為，難道躋身炒賣熱書之列後，命運就當如此？現任的主人是一位「醒目仔」（不瞞你，我最討厭醒目仔），坐擁許多罕書珍品，也擅長網絡買賣，在面書群組、二手書買賣應用程式，都開了戶口，把我新增檔案，索價一千五百大洋。大哥啊大哥，我自問只是一本雅俗共賞的書，也希望雅俗共賞，你這樣開價叫我情何以堪！甚麼？竟然有外地買家斟洽？不不不，我不離開這裏，我生是這裏的書，死是這裏的書魂……（完）
（2017年10月11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創作塗鴉）
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
他在古羅馬圓形劇場高歌
在「後Pink Floyd」的日子，還是隊中兩大主腦Roger Waters和David Gilmour，最為活躍也最受關注。
Roger Waters於《The Wall》面世三十周年之際，將故事躍上演唱會舞台，成就一齣叫人動容的演唱會電影《Roger Waters：The Wall》，去年於香港放映。
David Gilmour也於去年舉行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，同樣製作成影像作品，本地電影公司現將之映進香港銀幕，可惜場數寡寡，未見加場。
寫進樂隊歷史裏
二○一六年七月，Pink Floyd結他手David Gilmour，相隔四十五年後重返意大利龐貝（Pompeii）那個已有兩千年歷史的古羅馬圓形劇場舉行音樂會，吸引了超過二千六百名觀眾捧場。他們看見這個劇場遺迹如何被樂迷團團圍住，也欣賞David Gilmour怎樣彈奏成熟流麗結他，唱着個人時代和Pink Floyd時代的名曲，有型燈光耀目四射，華麗至此，極欲身歷其境。
資深樂迷大概記得，上世紀七十年代Pink Floyd也曾到過Pompeii作現場錄音，被Adrian Maben拍攝成紀錄片《Pink Floyd：Live at Pompeii》，收錄了《Echoes Part I》、《Echoes Part II》、《One of These Days》、《Set the Controls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》等曲目。影片中沒有觀眾，只有樂隊在起勁奏樂，跟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中David Gilmour與樂迷即席交流不盡相同。
說起來，Roger Waters也曾於一九九○年在德國柏林圍牆舊址，舉行了一場名為《The Wall：Live in Berlin》的大型露天音樂會，現場觀眾多達二十五萬人，演出歷時十小時，可見Pink Floyd及其隊員，都有在古跡和充滿歷史意義場景表演的氣魄。
約於一九六五年成軍的Pink Floyd，創團主將Syd Barrett因為沉溺於迷幻藥物，導致精神崩潰，無法在舞台上正常演出，遂離開團隊，群龍無首的Pink Floyd召回舊友David Gilmour（他早於讀書時代便認識Syd Barrett），取代前者在隊中的位置。
他後來漸漸與Bass手Roger Waters成為樂團兩大靈魂人物，基本上Pink Floyd最為人傳頌、成績最驕人的專輯，都是David Gilmour一九六八年加入後的出品，好像《Atom Heart Mother》（一九七○年）、《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》（一九七三年）、《Wish You Were Here》（一九七五年）、《Animals》（一九七七年）、《The Wall》（一九七九年）等等，多張概念大碟表現出深邃的藝術性、文學性、哲學性。
當然後來演變至Roger Waters的獨裁主義、他與其他隊員的恩恩怨怨、眾人分道揚鑣也短暫復合，以至Syd Barrett和鍵琴手Rick Wright離世，也統統寫進樂隊歷史裏。
圓滿了音樂之旅
說回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，怎麼不叫樂迷感動？出色音響效果不在話下，還有震撼視覺特效，製作團隊在舞台上築起一個巨型圓幕做背景，配合激光、煙花、錄像等等，叫觀眾飽覽視聽之娛，導演Gavin Elder高清拍攝，似乎也時有航拍升起超高角度的鳥瞰鏡頭，從黃昏到黑夜，觀眾就連古羅馬圓形劇場背後城市和山巒景觀都看得到，此情此景，似在圍觀這場難得一見的音樂派對。
音樂方面，David Gilmour Solo作品如《Rattle That Lock》當然銳利、《A Boat Lies Waiting》固然柔情，David Gilmour已七十有一，但無論歌唱還是彈奏，都游刃有餘、爐火純青，站在台上壓場感十足，氣場依舊，實在是老當益壯，樂迷能近距離欣賞他古琴一般把玩Pedal Steel Guitar也是美事。
Pink Floyd迷大概特別關注David Gilmour翻玩的Pink Floyd名曲，好像《One of These Days》、《Comfortably Numb》、《The Great Gig in the Sky》等等，《The Great Gig in the Sky》難道不應景嗎？看着三位和唱充滿戲劇感聲嘶力竭地叫喊，特別激動。
筆者當然對心愛的《Wish You Were Here》情有獨鍾，基本上前奏一響起已被觸動了，「How I Wish You Were Here, We're Just Two Lost Souls」──David Gilmour唱時可有想起他的隊友、故友嗎？
音樂會中還偶爾投映動畫、MV等錄像，也叫我勾起了兩個月前在倫敦V&A Museum觀賞《The Pink Floyd Exhibition：Their Mortal Remains》時的回憶。這實在圓滿了我今年的Pink Floyd之旅。
（2017年9月22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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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Pink Floyd音樂傳奇
Roger Waters於《The Wall》面世三十周年之際，將故事躍上演唱會舞台，成就一齣叫人動容的演唱會電影《Roger Waters：The Wall》，去年於香港放映。
David Gilmour也於去年舉行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，同樣製作成影像作品，本地電影公司現將之映進香港銀幕，可惜場數寡寡，未見加場。
寫進樂隊歷史裏
二○一六年七月，Pink Floyd結他手David Gilmour，相隔四十五年後重返意大利龐貝（Pompeii）那個已有兩千年歷史的古羅馬圓形劇場舉行音樂會，吸引了超過二千六百名觀眾捧場。他們看見這個劇場遺迹如何被樂迷團團圍住，也欣賞David Gilmour怎樣彈奏成熟流麗結他，唱着個人時代和Pink Floyd時代的名曲，有型燈光耀目四射，華麗至此，極欲身歷其境。
資深樂迷大概記得，上世紀七十年代Pink Floyd也曾到過Pompeii作現場錄音，被Adrian Maben拍攝成紀錄片《Pink Floyd：Live at Pompeii》，收錄了《Echoes Part I》、《Echoes Part II》、《One of These Days》、《Set the Controls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》等曲目。影片中沒有觀眾，只有樂隊在起勁奏樂，跟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中David Gilmour與樂迷即席交流不盡相同。
說起來，Roger Waters也曾於一九九○年在德國柏林圍牆舊址，舉行了一場名為《The Wall：Live in Berlin》的大型露天音樂會，現場觀眾多達二十五萬人，演出歷時十小時，可見Pink Floyd及其隊員，都有在古跡和充滿歷史意義場景表演的氣魄。
約於一九六五年成軍的Pink Floyd，創團主將Syd Barrett因為沉溺於迷幻藥物，導致精神崩潰，無法在舞台上正常演出，遂離開團隊，群龍無首的Pink Floyd召回舊友David Gilmour（他早於讀書時代便認識Syd Barrett），取代前者在隊中的位置。
他後來漸漸與Bass手Roger Waters成為樂團兩大靈魂人物，基本上Pink Floyd最為人傳頌、成績最驕人的專輯，都是David Gilmour一九六八年加入後的出品，好像《Atom Heart Mother》（一九七○年）、《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》（一九七三年）、《Wish You Were Here》（一九七五年）、《Animals》（一九七七年）、《The Wall》（一九七九年）等等，多張概念大碟表現出深邃的藝術性、文學性、哲學性。
當然後來演變至Roger Waters的獨裁主義、他與其他隊員的恩恩怨怨、眾人分道揚鑣也短暫復合，以至Syd Barrett和鍵琴手Rick Wright離世，也統統寫進樂隊歷史裏。
圓滿了音樂之旅
說回《David Gilmour：Live at Pompeii》，怎麼不叫樂迷感動？出色音響效果不在話下，還有震撼視覺特效，製作團隊在舞台上築起一個巨型圓幕做背景，配合激光、煙花、錄像等等，叫觀眾飽覽視聽之娛，導演Gavin Elder高清拍攝，似乎也時有航拍升起超高角度的鳥瞰鏡頭，從黃昏到黑夜，觀眾就連古羅馬圓形劇場背後城市和山巒景觀都看得到，此情此景，似在圍觀這場難得一見的音樂派對。
音樂方面，David Gilmour Solo作品如《Rattle That Lock》當然銳利、《A Boat Lies Waiting》固然柔情，David Gilmour已七十有一，但無論歌唱還是彈奏，都游刃有餘、爐火純青，站在台上壓場感十足，氣場依舊，實在是老當益壯，樂迷能近距離欣賞他古琴一般把玩Pedal Steel Guitar也是美事。
Pink Floyd迷大概特別關注David Gilmour翻玩的Pink Floyd名曲，好像《One of These Days》、《Comfortably Numb》、《The Great Gig in the Sky》等等，《The Great Gig in the Sky》難道不應景嗎？看着三位和唱充滿戲劇感聲嘶力竭地叫喊，特別激動。
筆者當然對心愛的《Wish You Were Here》情有獨鍾，基本上前奏一響起已被觸動了，「How I Wish You Were Here, We're Just Two Lost Souls」──David Gilmour唱時可有想起他的隊友、故友嗎？
音樂會中還偶爾投映動畫、MV等錄像，也叫我勾起了兩個月前在倫敦V&A Museum觀賞《The Pink Floyd Exhibition：Their Mortal Remains》時的回憶。這實在圓滿了我今年的Pink Floyd之旅。
（2017年9月22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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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
【音樂】怪奇音樂物語
去年推出的美劇《怪奇物語》（《Stranger Things》）首季頗受歡迎，早前Netflix公布該劇第二季將於十月啟播，叫「怪奇」迷興奮期待。該劇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州為背景，講述小鎮內一名男孩Will失蹤後發生的連串怪事，喜愛靈異、懸疑、驚慄、科幻題材的觀眾，當然高呼過癮，筆者也對劇中充滿八十年代Touch的選曲和配樂印象深刻，趁第二季還沒上演，是時候回帶重看/聽。
《怪奇物語》既有怪事連場的小鎮Hawkins、能穿越不同維度異形一般的怪物、超能力女孩、一班充滿科學求知和冒險精神的男孩、勇敢強悍幹探、神經質媽媽、似乎做着各種人體實驗的政府神秘部門，不同角色和元素，既鮮明又突出。
由於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製作團隊也悉心築起復古氛圍，好像服飾裝扮、家居布置、經典車款等等，統統在鏡頭下回到過去，還有那個年代的流行文化Icon──史提芬史匹堡、史提芬京、佐治盧卡斯和《星球大戰》等等，在不同人物字裏行間左穿右插。也有不少觀眾認為《怪奇物語》向經典科幻片《E.T.》致敬。
另一為劇中烘焙上世紀八十年代氣氛的元素，是音樂，為配合劇中帶點驚慄又離奇的質感，選曲方面，想當然耳不會是清新甜美的流行歌謠，反而盡是粗糙、別具型格的作品，而不同歌曲也微妙地襯托故事發展。
烘托故事發展
好像第二集，失蹤男孩Will哥哥Jonathan，駕車時響起倫敦早期Punk Rock樂隊The Clash的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，憶起一次曾與弟弟在房間裏分享心愛音樂和心事，當時播放的正是此曲，他還提及正在播放的合輯裏，除了The Clash，還有Joy Division、David Bowie、Television、The Smiths的歌曲，如果Will喜歡，Jonathan就送給他云云，期間母親Joyce還在電話裏跟兒子父親吵架，道出兩人離異關係。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還有另一意義──歌名、歌詞「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」，預言了Will將在另一神秘空間（在劇中稱之為「The Upside Down」）去留難料的凶險處境。
同為第二集，英國Post Punk/New Wave樂團Modern English的《Melt With You》，在Steve的大屋游泳池畔響起，當時Nancy與正在發展戀情的Steve，還有幾位朋友一起喝啤酒，派對氣氛高漲，陪伴Nancy的Barbara卻斯人獨憔悴，她在擔心自己跟Nancy的好友關係，似乎受到她的新男伴威脅，而不久Hawkins小鎮就發生另一宗失蹤案件，主人公正是在派對中離群獨處的Barbara。
大概許多樂迷都認得出，第三集末段眾人在湖邊發現Will的「屍體」時，那刻播放的歌曲，是英國已故搖滾巨星David Bowie的《Heroes》，這個版本則由Peter Gabriel唱出。當知道Will的「死訊」時，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，「孩子幫」隊長Mike忍不住破口大罵超能力女孩Eleven不中用、Joyce慌忙拔足奔跑……「We Can Beat Them, For Ever And Ever」、「Oh We Can Be Heroes, Just For One Day」，或是讓大家振作起來的最佳心靈安慰。
Jonathan的合輯
剛才提到Jonathan的合輯裏，大概有着接下來其他集數裏的曲目，第四集就有英倫Post Punk傳奇Joy Division的《Atmosphere》，播放場景就是警長Hopper通知Joyce發現了Will的「屍體」後，Joyce拒絕接受，繼續待在家中，期待以猶如「通靈」的方法與兒子聯繫。
第一季最後一集（第八集），Joyce和警長Jim Hopper在詭異的The Upside Down世界，終於找到了失蹤多時的Will，但他已氣若游絲、奄奄一息，Joyce和Jim鍥而不捨的以心肺復甦術，終把他帶回人間，美國電子音樂人Moby的《When It's Cold I'd Like to Die》恰恰成了背景音樂，歌詞如「When It's Cold I'd Like to Die」，簡直跟Will的險峻處境配合得天衣無縫。
除了上述好歌，在《怪奇物語》登場獻聲的，還有Jefferson Airplane、New Order、Echo & The Bunnymen等等，對西方音樂愛好者的劇迷來說，觀劇時當然別有一番趣味。熱切期待第二季的「怪奇音樂物語」。
（2017年9月8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《怪奇物語》既有怪事連場的小鎮Hawkins、能穿越不同維度異形一般的怪物、超能力女孩、一班充滿科學求知和冒險精神的男孩、勇敢強悍幹探、神經質媽媽、似乎做着各種人體實驗的政府神秘部門，不同角色和元素，既鮮明又突出。
由於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製作團隊也悉心築起復古氛圍，好像服飾裝扮、家居布置、經典車款等等，統統在鏡頭下回到過去，還有那個年代的流行文化Icon──史提芬史匹堡、史提芬京、佐治盧卡斯和《星球大戰》等等，在不同人物字裏行間左穿右插。也有不少觀眾認為《怪奇物語》向經典科幻片《E.T.》致敬。
另一為劇中烘焙上世紀八十年代氣氛的元素，是音樂，為配合劇中帶點驚慄又離奇的質感，選曲方面，想當然耳不會是清新甜美的流行歌謠，反而盡是粗糙、別具型格的作品，而不同歌曲也微妙地襯托故事發展。
烘托故事發展
好像第二集，失蹤男孩Will哥哥Jonathan，駕車時響起倫敦早期Punk Rock樂隊The Clash的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，憶起一次曾與弟弟在房間裏分享心愛音樂和心事，當時播放的正是此曲，他還提及正在播放的合輯裏，除了The Clash，還有Joy Division、David Bowie、Television、The Smiths的歌曲，如果Will喜歡，Jonathan就送給他云云，期間母親Joyce還在電話裏跟兒子父親吵架，道出兩人離異關係。《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》還有另一意義──歌名、歌詞「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」，預言了Will將在另一神秘空間（在劇中稱之為「The Upside Down」）去留難料的凶險處境。
同為第二集，英國Post Punk/New Wave樂團Modern English的《Melt With You》，在Steve的大屋游泳池畔響起，當時Nancy與正在發展戀情的Steve，還有幾位朋友一起喝啤酒，派對氣氛高漲，陪伴Nancy的Barbara卻斯人獨憔悴，她在擔心自己跟Nancy的好友關係，似乎受到她的新男伴威脅，而不久Hawkins小鎮就發生另一宗失蹤案件，主人公正是在派對中離群獨處的Barbara。
大概許多樂迷都認得出，第三集末段眾人在湖邊發現Will的「屍體」時，那刻播放的歌曲，是英國已故搖滾巨星David Bowie的《Heroes》，這個版本則由Peter Gabriel唱出。當知道Will的「死訊」時，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，「孩子幫」隊長Mike忍不住破口大罵超能力女孩Eleven不中用、Joyce慌忙拔足奔跑……「We Can Beat Them, For Ever And Ever」、「Oh We Can Be Heroes, Just For One Day」，或是讓大家振作起來的最佳心靈安慰。
Jonathan的合輯
剛才提到Jonathan的合輯裏，大概有着接下來其他集數裏的曲目，第四集就有英倫Post Punk傳奇Joy Division的《Atmosphere》，播放場景就是警長Hopper通知Joyce發現了Will的「屍體」後，Joyce拒絕接受，繼續待在家中，期待以猶如「通靈」的方法與兒子聯繫。
第一季最後一集（第八集），Joyce和警長Jim Hopper在詭異的The Upside Down世界，終於找到了失蹤多時的Will，但他已氣若游絲、奄奄一息，Joyce和Jim鍥而不捨的以心肺復甦術，終把他帶回人間，美國電子音樂人Moby的《When It's Cold I'd Like to Die》恰恰成了背景音樂，歌詞如「When It's Cold I'd Like to Die」，簡直跟Will的險峻處境配合得天衣無縫。
除了上述好歌，在《怪奇物語》登場獻聲的，還有Jefferson Airplane、New Order、Echo & The Bunnymen等等，對西方音樂愛好者的劇迷來說，觀劇時當然別有一番趣味。熱切期待第二季的「怪奇音樂物語」。
（2017年9月8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E05‧文化廊‧享樂主義）
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
劇場裏的科幻
盛滿奇思異想的科幻、奇幻作品，從來都是筆者那杯茶，無論是電影、電視劇、小說、漫畫，甚至舞台劇，都不會輕易放過，只是本地舞台劇鮮有科幻類別，即將上演的《禁式極樂園》便是難得的例外，主辦單位Paprika Studio還以《黑鏡》為宣傳點題，《黑鏡》可是近年引起話題的英劇，香港也大有捧場客，相信《禁式極樂園》不僅為本地劇場帶來新風貌，說不定還能招徠新觀眾。
《黑鏡》暫時推出了三季，Paprika Studio創辦人、《禁式極樂園》導演楊振業，三季都有追看，「第三季其中一集《聖朱尼佩洛》，不少元素跟《禁式極樂園》很相似。」他說，《黑鏡》以近未來為場景，講述科技發展到一個地步所引起的問題，而人類面對這些問題時發生的奇事怪事，就寫進劇本裏去，「跟其他憑空想像出來的科幻片不同，《黑鏡》很貼地，所提出的問題，跟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。」
《禁式極樂園》為珍尼花．哈莉（Jennifer Haley）二○一三年的劇場作品《The Nether》，她也是網絡電視平台Netflix《Hemlock Grove》的編劇。楊振業早於兩年前，即在《黑鏡》第三季播映前，已經留意到《禁式極樂園》了，一直想將之帶到香港舞台，碰巧今年五月澳門的卓劇場也搬演此劇（名為《虛域》），於是這次演出大部分翻譯內容，也源於葉靄雯翻譯的澳門版本。「他們對劇本的理解和處理，跟我所想的不同，他們較側重於故事的意象和角色設定轉換，我則對劇本裏的黑暗和焦慮更有興趣。」
該劇的時空設定，是一個科技高度發展、難分真假的世界，那時網絡上有一個叫「Hideaway」的區域，許多人已經「生活」在裏面，於這個虛擬世界上班上學，更有一個類似政府的管治機構，故事以一位探員追查一宗在Hideaway發生的案件展開。
雖然是未來故事，但Hideaway的場景設計，卻是一個十八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華麗大宅，楊振業本來就是錄像設計師，怎樣把這種「古典」的虛擬世界搬上舞台，想必有許多鬼主意，他覺得錄像便是一個頗有效的方法，這次還夥拍本地藝術家李天倫，邀後者負責美術指導和聯合錄像設計，「他跟其他視覺藝術家不一樣，其作品很Cyber、很Digital，正正就是以美術手段，切入科技對人類的影響。」不像荷里活電影那樣以炫目奇觀，替觀眾想像好了，《禁式極樂園》恰恰活用劇場的空間，築起一個天馬行空的科幻世界。
深思多媒體
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學的楊振業，活躍劇場、視頻設計，並身兼軟件工程師，二○○七年起以多媒體設計師身分，參與五十多套舞台製作，包括陳永泉的《八百比丘尼》、陳炳釗的《如果在末日，一個旅人》等等，近年涉足多媒體導演創作，作品有《小津風景》、《安東尼奧尼猜想》、《挪威沒有森林》和《摩登時代》，加上現在的《禁式極樂園》，作品題材看似風馬牛不相及，但所探討的科技題材，還是貫徹始終，「《小津風景》講的就是攝影科技。」
他又稱，香港舞台較少牽涉科幻題材，反觀美國不乏類似《黑鏡》那種探討科技、虛擬世界的劇本，只是香港導演、觀眾可能興趣不大，「愛看《黑鏡》的觀眾，也不一定是劇場觀眾。」《禁式極樂園》是否吸引他們，「要做過才知道。」談到多媒體劇場，他坦言香港劇界有不少人採用錄像，卻未必深思為何用錄像，錄像很多時候只充當背景，只是他未感滿足。「外國的多媒體劇場，媒體本身就跟戲劇一起發展，譬如Live Camera，可以Close Up一些事物，又能現場剪接，這些都是普通劇場做不到的東西。」既然稱得上多媒體劇場，對媒體的思考是最重要的。不過多媒體劇場以至科幻劇場，往往成本不菲，這是叫劇場人卻步的一大原因。
無論如何，《禁式極樂園》公演在即，楊振業笑言或會在劇院門外放置一套VR設備，讓人體驗一下，「但《禁式極樂園》重點還是回歸劇本和道德議題。」何時在劇場上以VR為元素呢？他笑了起來，「還是先做好《禁式極樂園》吧！」在此祝福《禁式極樂園》成績理想，讓創作者更有信心「加碼」，觀眾就有更多好劇選擇了。
（2017年9月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‧Art）
《黑鏡》暫時推出了三季，Paprika Studio創辦人、《禁式極樂園》導演楊振業，三季都有追看，「第三季其中一集《聖朱尼佩洛》，不少元素跟《禁式極樂園》很相似。」他說，《黑鏡》以近未來為場景，講述科技發展到一個地步所引起的問題，而人類面對這些問題時發生的奇事怪事，就寫進劇本裏去，「跟其他憑空想像出來的科幻片不同，《黑鏡》很貼地，所提出的問題，跟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。」
《禁式極樂園》為珍尼花．哈莉（Jennifer Haley）二○一三年的劇場作品《The Nether》，她也是網絡電視平台Netflix《Hemlock Grove》的編劇。楊振業早於兩年前，即在《黑鏡》第三季播映前，已經留意到《禁式極樂園》了，一直想將之帶到香港舞台，碰巧今年五月澳門的卓劇場也搬演此劇（名為《虛域》），於是這次演出大部分翻譯內容，也源於葉靄雯翻譯的澳門版本。「他們對劇本的理解和處理，跟我所想的不同，他們較側重於故事的意象和角色設定轉換，我則對劇本裏的黑暗和焦慮更有興趣。」
該劇的時空設定，是一個科技高度發展、難分真假的世界，那時網絡上有一個叫「Hideaway」的區域，許多人已經「生活」在裏面，於這個虛擬世界上班上學，更有一個類似政府的管治機構，故事以一位探員追查一宗在Hideaway發生的案件展開。
雖然是未來故事，但Hideaway的場景設計，卻是一個十八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華麗大宅，楊振業本來就是錄像設計師，怎樣把這種「古典」的虛擬世界搬上舞台，想必有許多鬼主意，他覺得錄像便是一個頗有效的方法，這次還夥拍本地藝術家李天倫，邀後者負責美術指導和聯合錄像設計，「他跟其他視覺藝術家不一樣，其作品很Cyber、很Digital，正正就是以美術手段，切入科技對人類的影響。」不像荷里活電影那樣以炫目奇觀，替觀眾想像好了，《禁式極樂園》恰恰活用劇場的空間，築起一個天馬行空的科幻世界。
深思多媒體
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學的楊振業，活躍劇場、視頻設計，並身兼軟件工程師，二○○七年起以多媒體設計師身分，參與五十多套舞台製作，包括陳永泉的《八百比丘尼》、陳炳釗的《如果在末日，一個旅人》等等，近年涉足多媒體導演創作，作品有《小津風景》、《安東尼奧尼猜想》、《挪威沒有森林》和《摩登時代》，加上現在的《禁式極樂園》，作品題材看似風馬牛不相及，但所探討的科技題材，還是貫徹始終，「《小津風景》講的就是攝影科技。」
他又稱，香港舞台較少牽涉科幻題材，反觀美國不乏類似《黑鏡》那種探討科技、虛擬世界的劇本，只是香港導演、觀眾可能興趣不大，「愛看《黑鏡》的觀眾，也不一定是劇場觀眾。」《禁式極樂園》是否吸引他們，「要做過才知道。」談到多媒體劇場，他坦言香港劇界有不少人採用錄像，卻未必深思為何用錄像，錄像很多時候只充當背景，只是他未感滿足。「外國的多媒體劇場，媒體本身就跟戲劇一起發展，譬如Live Camera，可以Close Up一些事物，又能現場剪接，這些都是普通劇場做不到的東西。」既然稱得上多媒體劇場，對媒體的思考是最重要的。不過多媒體劇場以至科幻劇場，往往成本不菲，這是叫劇場人卻步的一大原因。
無論如何，《禁式極樂園》公演在即，楊振業笑言或會在劇院門外放置一套VR設備，讓人體驗一下，「但《禁式極樂園》重點還是回歸劇本和道德議題。」何時在劇場上以VR為元素呢？他笑了起來，「還是先做好《禁式極樂園》吧！」在此祝福《禁式極樂園》成績理想，讓創作者更有信心「加碼」，觀眾就有更多好劇選擇了。
（2017年9月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‧Art）
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
【海外展演系列3：戲劇篇】韓國Style的哲示
這個夏天，香港製造的戲劇作品，四出在海外表演。
好像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剛攜著《香港三姊妹》參與《愛丁堡國際藝穗節》，及後9月便在《臺北藝穗節》踏上牯嶺街小劇場實驗劇場；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剛於7月在港五度公演後，準備於9月飛往韓國首爾演出。
香港話劇團2015年已在首爾Namsan Arts Center（南山藝術中心）演出《Alone》，現在又有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隨著兩地愈來愈多交流，表演藝術發展蓬勃的韓國，能否成為值得香港借鑑的一面鏡？
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近年多番踏足韓國，撮合不少兩地交流，2015年帶著《Alone》參與《BeSeTo Festival》，去年在港舉辦《國際黑盒劇場節》，又為香港觀眾帶來當地劇團Creative VaQi的《之前之後》。她坦言韓國戲劇發展蓬勃，既有本土製作，亦有翻譯劇，商業、實驗、黑盒作品俱全，演出類型性質多元化，官營、民營的劇院各具特色，當中以大學路為集中地，「成行成市。」
7A班戲劇組在韓國演出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香港戲團來說是獨特經驗，因為本地劇團在外國演出，大部分是獲邀，好像他們那樣深入當地戲劇業界系統，海外交流模式截然不同。該劇編劇及導演、7A班戲劇組藝術總監一休說，他們從前較少到外地演出，充其量只是上海等地，二○○三年到過釜山，參加小亞細亞戲劇網絡，首次接通韓國劇場界，但也僅是偶一為之，沒有後話。
深入虎穴才是交流
直至兩年前，他們參與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（Performing Arts Market in Seoul（PAMS））計畫，一休後來跟當地藝團保持聯絡，提到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方覺得有趣，甚至認為可以嘗試製作韓文版，於是促成這次演出，他不諱言這次表演儼如一個Showcase，他們演出原裝港版，附以韓文字幕，讓當地觀眾、監製、主辦單位觀摩。「香港會翻譯外國劇作為廣東話版本，香港劇作也可以賣埠，翻譯成外國版本。」
事實上，去年8月，一休的《上一輩子的情人》曾被譯成韓文劇本，並在當地進行公開演讀（Public Reading），由一休導演，當地演員演讀。「深入虎穴，才了解人家值得學習的地方，在過程中，我也要承擔蝕錢風險，就像是他們一分子。我們這種合作，才真真正正叫做文化交流，而不止彼此在對方劇院演出。要走進人家的工業裏，必須『登陸』對方的監製系統。」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沒有勇氣走出去。文化差異？語言障礙？當地觀眾看不懂？「不不不，當一個劇團看中你的作品，自然想盡辦法實行，我們根本毋須太操心怎樣投其所好。」
談到韓國表演藝術，一休特別提及其工業化發展，「如果以百老匯、West End為標準，他們十分，香港只約一、二分，韓國則七、八分，很接近了。」被譽為韓國百老匯的大學路（惠化站出口），就有約二百個大大小小劇院進駐大街小巷，部分有藝術總監釐定戲劇方向和管理質素，筆者實地觀察，除了劇院，那裏還有多不勝數的咖啡廳、酒廳等配套，亦有戶外表演場地，那天傍晚時分，年輕人三五成群揹著結他玩音樂，很有氣氛，也有一個叫《Interpark》的網上賣飛系統，整合數以百計的戲劇行程，筆者就以該系統購買當地大熱音樂劇《Mata Hari》門票，欣賞到一齣好戲。「大學路的劇院大多是民營的，能夠生存下來，即是賺得到錢。」
因為當地劇場有長期公演的策略，而這正正是韓、港兩地劇場明顯不同之處，前者起租期多為一個月，一台戲動輒演三個月，如果三個月內反應理想，更會繼續下去，或者到其他劇院搬演，於是有些戲劇一演便是幾年；香港舞台劇往往演出三四天便完事，兩者不能同日而語。如果劇作可以長期公演，即使第一個月票房不振，只要具備一定質素，靠口碑，在往後的兩個月仍有可能引起市場反應，久而久之，人睇我睇，一套劇便有能力變得大眾化。相反，香港的中小型製作，三四場就沒了。「香港講甚麼劇評？劇都完了，也可能沒機會重演。」
不容許失敗
於是，當地縱使有大量戲劇學院，出產大量學生，也不打緊，因為有足夠製作和劇院消化，香港這邊廂，卻往往有人冇戲演，「這就叫市場不成熟，跟質素無關。即使我很有錢，民營一個劇院，但香港實行高地價政策，我未築好劇院已經虧本了。」
香港無論演出還是排練經常滾水淥腳，但當地不少劇作，在公演前幾個月至半年已經總排（Run Through），「中間發生甚麼事呢？試演啦、選段演出啦、到其他城市『做辦』啦。人家投資比我們大得多，出來的製成品，不容許失敗，一個劇團同時排幾套劇，每套劇不止一個Cast，出了問題就Out。是殘酷的，這種千錘百鍊源於競爭激烈。」香港有可能辦到？「有，但必須由政府牽頭，興建數十個劇院出來，然後民間用上述那種Long Run模式演劇，由市場營運。」從海外，回歸本土，香港表演藝術百花齊放、市場成熟，這條路遙遠嗎？
韓國監製：香港戲劇有特色
韓國獨立監製Hee-Jin Lee，主要製作戲劇和舞蹈演出，在一次《BeSeTo Festival》「改革」時，加進香港表演，那就是香港話劇團的《Alone》。
「想讓觀眾認識亞洲新一代劇場。」她笑說，有觀眾看了《Alone》後，跟她說覺得有從前港產片的味道，感覺獨特，這一點她也認同。「我覺得香港戲劇的舞台結構、敘述方式，都很有特色。」除了香港話劇團的作品，她還欣賞榮念曾的劇，「看到了現代戲曲、崑劇的可能性。」
可以說韓國的戲劇發展成熟嗎？「It Depends。」Hee-Jin Lee說：「但作為一個韓國監製，我有焦急的感覺。為甚麼政府沒有看見其他國家做的事情？好像台灣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資愈來愈多，他們就是想在亞洲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特色。我反而覺得韓國表演藝術有退步的感覺，政府鼓勵的好像只是產業化的作品，但文化方面的問題，不僅僅是票房方面的問題吧？」
外國月亮特別圓，但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對韓國戲劇工業不一味唱好，表示近年鬧出韓國政府演藝界「黑名單」便是一例。「也似是當地政府大力推動文化產業，背後目的是維穩，歌舞昇平，市民就不去搞政治了。」
她不覺得韓國劇團偏好香港作品，而且語言障礙始終是一大問題，但未來十多年的演藝界，Collaboration是趨勢，不同國家的藝術家、表演者自自然然會走在一起合作演出，未來港韓兩地有更多合作，不難想像。「推動本地藝術家出外演出，我們在這方面的起步太慢了，又缺錢，政府是做得不足的，但遲了醒覺，總好過沒有醒覺。」她說，香港當然有優秀作品，也當然可以「打出去」，「但視乎有沒有人協助它們出去闖。」
（2017年8月1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）
好像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剛攜著《香港三姊妹》參與《愛丁堡國際藝穗節》，及後9月便在《臺北藝穗節》踏上牯嶺街小劇場實驗劇場；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剛於7月在港五度公演後，準備於9月飛往韓國首爾演出。
香港話劇團2015年已在首爾Namsan Arts Center（南山藝術中心）演出《Alone》，現在又有7A班戲劇組的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隨著兩地愈來愈多交流，表演藝術發展蓬勃的韓國，能否成為值得香港借鑑的一面鏡？
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近年多番踏足韓國，撮合不少兩地交流，2015年帶著《Alone》參與《BeSeTo Festival》，去年在港舉辦《國際黑盒劇場節》，又為香港觀眾帶來當地劇團Creative VaQi的《之前之後》。她坦言韓國戲劇發展蓬勃，既有本土製作，亦有翻譯劇，商業、實驗、黑盒作品俱全，演出類型性質多元化，官營、民營的劇院各具特色，當中以大學路為集中地，「成行成市。」
7A班戲劇組在韓國演出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香港戲團來說是獨特經驗，因為本地劇團在外國演出，大部分是獲邀，好像他們那樣深入當地戲劇業界系統，海外交流模式截然不同。該劇編劇及導演、7A班戲劇組藝術總監一休說，他們從前較少到外地演出，充其量只是上海等地，二○○三年到過釜山，參加小亞細亞戲劇網絡，首次接通韓國劇場界，但也僅是偶一為之，沒有後話。
深入虎穴才是交流
直至兩年前，他們參與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（Performing Arts Market in Seoul（PAMS））計畫，一休後來跟當地藝團保持聯絡，提到《SEVEN：慾望迷室》，對方覺得有趣，甚至認為可以嘗試製作韓文版，於是促成這次演出，他不諱言這次表演儼如一個Showcase，他們演出原裝港版，附以韓文字幕，讓當地觀眾、監製、主辦單位觀摩。「香港會翻譯外國劇作為廣東話版本，香港劇作也可以賣埠，翻譯成外國版本。」
事實上，去年8月，一休的《上一輩子的情人》曾被譯成韓文劇本，並在當地進行公開演讀（Public Reading），由一休導演，當地演員演讀。「深入虎穴，才了解人家值得學習的地方，在過程中，我也要承擔蝕錢風險，就像是他們一分子。我們這種合作，才真真正正叫做文化交流，而不止彼此在對方劇院演出。要走進人家的工業裏，必須『登陸』對方的監製系統。」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沒有勇氣走出去。文化差異？語言障礙？當地觀眾看不懂？「不不不，當一個劇團看中你的作品，自然想盡辦法實行，我們根本毋須太操心怎樣投其所好。」
談到韓國表演藝術，一休特別提及其工業化發展，「如果以百老匯、West End為標準，他們十分，香港只約一、二分，韓國則七、八分，很接近了。」被譽為韓國百老匯的大學路（惠化站出口），就有約二百個大大小小劇院進駐大街小巷，部分有藝術總監釐定戲劇方向和管理質素，筆者實地觀察，除了劇院，那裏還有多不勝數的咖啡廳、酒廳等配套，亦有戶外表演場地，那天傍晚時分，年輕人三五成群揹著結他玩音樂，很有氣氛，也有一個叫《Interpark》的網上賣飛系統，整合數以百計的戲劇行程，筆者就以該系統購買當地大熱音樂劇《Mata Hari》門票，欣賞到一齣好戲。「大學路的劇院大多是民營的，能夠生存下來，即是賺得到錢。」
因為當地劇場有長期公演的策略，而這正正是韓、港兩地劇場明顯不同之處，前者起租期多為一個月，一台戲動輒演三個月，如果三個月內反應理想，更會繼續下去，或者到其他劇院搬演，於是有些戲劇一演便是幾年；香港舞台劇往往演出三四天便完事，兩者不能同日而語。如果劇作可以長期公演，即使第一個月票房不振，只要具備一定質素，靠口碑，在往後的兩個月仍有可能引起市場反應，久而久之，人睇我睇，一套劇便有能力變得大眾化。相反，香港的中小型製作，三四場就沒了。「香港講甚麼劇評？劇都完了，也可能沒機會重演。」
不容許失敗
於是，當地縱使有大量戲劇學院，出產大量學生，也不打緊，因為有足夠製作和劇院消化，香港這邊廂，卻往往有人冇戲演，「這就叫市場不成熟，跟質素無關。即使我很有錢，民營一個劇院，但香港實行高地價政策，我未築好劇院已經虧本了。」
香港無論演出還是排練經常滾水淥腳，但當地不少劇作，在公演前幾個月至半年已經總排（Run Through），「中間發生甚麼事呢？試演啦、選段演出啦、到其他城市『做辦』啦。人家投資比我們大得多，出來的製成品，不容許失敗，一個劇團同時排幾套劇，每套劇不止一個Cast，出了問題就Out。是殘酷的，這種千錘百鍊源於競爭激烈。」香港有可能辦到？「有，但必須由政府牽頭，興建數十個劇院出來，然後民間用上述那種Long Run模式演劇，由市場營運。」從海外，回歸本土，香港表演藝術百花齊放、市場成熟，這條路遙遠嗎？
韓國監製：香港戲劇有特色
韓國獨立監製Hee-Jin Lee，主要製作戲劇和舞蹈演出，在一次《BeSeTo Festival》「改革」時，加進香港表演，那就是香港話劇團的《Alone》。
「想讓觀眾認識亞洲新一代劇場。」她笑說，有觀眾看了《Alone》後，跟她說覺得有從前港產片的味道，感覺獨特，這一點她也認同。「我覺得香港戲劇的舞台結構、敘述方式，都很有特色。」除了香港話劇團的作品，她還欣賞榮念曾的劇，「看到了現代戲曲、崑劇的可能性。」
可以說韓國的戲劇發展成熟嗎？「It Depends。」Hee-Jin Lee說：「但作為一個韓國監製，我有焦急的感覺。為甚麼政府沒有看見其他國家做的事情？好像台灣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資愈來愈多，他們就是想在亞洲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特色。我反而覺得韓國表演藝術有退步的感覺，政府鼓勵的好像只是產業化的作品，但文化方面的問題，不僅僅是票房方面的問題吧？」
外國月亮特別圓，但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，對韓國戲劇工業不一味唱好，表示近年鬧出韓國政府演藝界「黑名單」便是一例。「也似是當地政府大力推動文化產業，背後目的是維穩，歌舞昇平，市民就不去搞政治了。」
她不覺得韓國劇團偏好香港作品，而且語言障礙始終是一大問題，但未來十多年的演藝界，Collaboration是趨勢，不同國家的藝術家、表演者自自然然會走在一起合作演出，未來港韓兩地有更多合作，不難想像。「推動本地藝術家出外演出，我們在這方面的起步太慢了，又缺錢，政府是做得不足的，但遲了醒覺，總好過沒有醒覺。」她說，香港當然有優秀作品，也當然可以「打出去」，「但視乎有沒有人協助它們出去闖。」
（2017年8月17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）
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
【海外展演系列2：藝術機構篇】撮合港外藝術姻緣
香港表演藝術單位或因資源有限、連繫不足，出外展演、交流困難重重，較大型文化藝術機構，便扛起協力、引薦、支援的重任。
然而，有心、有錢、有力，是否就事成，令香港演藝單位進一步持續發展？有沒有忽略釐清與妥善自身的重要性？
回歸創作本位
談到牽動本土藝術家對外交流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是當中兩大機構。先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單單在這兩年間，他們連同香港藝術家，或外訪參與或本地舉辦的相關活動便逾十項，包括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、《國際創意交流：香港×芬蘭計畫（舞蹈）》、《柏林戲劇節2017講座》等等。西九將落成不同劇院和表演場地，這些越洋跨界活動，或可被視為前期工作與創作醞釀。
來自新加坡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（戲劇）劉祺豐笑言，西九策劃的本地藝術家或藝團的海外活動，不以「推廣」為目的，也沒有「帶隊」的意識，而是回歸到創作的本位，從而梳理本地與外地藝術家、業界等的關係，他們為兩地表演藝術界撮合「姻緣」，也是點對點、了解各方需要。
「我不覺得能去海外演出便成功，我們的目標不應如此。在海外演出前，我們對自己是否清晰？處理不善的話，你會出錯、會撞牆，好像去錯的地方、對搭錯的單位，那就浪費時間。」
他覺得更重要的是，以海外藝術家作為借鏡，「外國劇團通常不會直接以一個議題寫一個劇本。」並把本地和國際的藝術情況拉近，這包括國際間對香港藝術的認識，以及從中抓住合作的可能性。「好像二○一五年的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，有八個不同工作坊，配對不同海外與本地單位，讓外國藝術家的創作思維和意念，打開本地藝術家的眼界，拓寬不同可能性。」
活動完了，合作種子也萌芽。香港的不加鎖舞踊館，跟法國編舞家艾曼紐‧汀合作的原創舞蹈劇《西門說》，今年年初於法國首演，後來在《法國五月藝術節》回到香港舞台，便是該場工作坊所配對的組合。西九的「海外展演」其中一個近作，主角是剛代表香港參展《威尼斯視藝雙年展》的楊嘉輝，六月底於英國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首演其新作《One of Two Stories, or Both（Field Bagatelles）》。有了各方協作，香港藝術單位無論海外本土，可望繼續大展創作拳腳。
本地土壤重要
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主席、著名音樂監製周博賢，剛於七月在倫敦觀賞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部分演出。這是藝發局頭一次在倫敦舉辦大型香港音樂活動，他坦言是不錯起步，又稱香港作品能藉而接觸到一些當地觀眾，也接通了一些連繫，「我昨晚就接觸到一些小型演出團隊，他們正尋求兩地交流的機會。」
外國受眾怎樣看香港音樂？仍然停留在中西交集、二胡搭鋼琴等刻板印象？「我相信仍然是這樣的。又或者說，對於香港音樂，我們仍在摸索階段。」現在的情況是，「香港的」音樂家在外演出，展現了不同的音樂實踐，「卻未有一種Signature，得慢慢累積。」
談到累積，單靠海外展演，一巴掌拍不響。周博賢認同近年多了本地藝團、樂團往外演出，而藝發局亦愈來愈多策劃這類海外交流推廣活動，好像之前參與了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香港藝術家固然需要海外展演機會，以在國際舞台曝光，吸引當地觀眾以至主辦單位的關注，「但這不是唯一需要。」他續說，畢竟能出外拓展的僅屬小數，而且本地藝術家要面對的自身問題也不小，譬如香港欠缺一個Decent的世界級Concert Hall，又例如現今許多演出、藝術工作室都在工廈發生，但直至今天，相關的地契問題仍未得到解決，若申請更改地契或短期豁免，則牽涉繁複手續和不菲金錢。
「藝術家的水平得與時並進，海外展演或能讓他們磨練自己，提升水平，但怎樣在本土慢慢成長，也很重要。空有機會出外表演，但內裏配套不足，沒有足夠空間培育，也是徒然。」然後或逐漸變得只有個別藝術單位獲邀出外展演，「這未必是壞事，品牌效應或有利推廣香港，但同時有沒有承接呢？」說到底，香港藝術可否持續發展，「須靠本土土壤。」
（2017年8月1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‧Art）
然而，有心、有錢、有力，是否就事成，令香港演藝單位進一步持續發展？有沒有忽略釐清與妥善自身的重要性？
回歸創作本位
談到牽動本土藝術家對外交流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是當中兩大機構。先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單單在這兩年間，他們連同香港藝術家，或外訪參與或本地舉辦的相關活動便逾十項，包括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、《國際創意交流：香港×芬蘭計畫（舞蹈）》、《柏林戲劇節2017講座》等等。西九將落成不同劇院和表演場地，這些越洋跨界活動，或可被視為前期工作與創作醞釀。
來自新加坡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（戲劇）劉祺豐笑言，西九策劃的本地藝術家或藝團的海外活動，不以「推廣」為目的，也沒有「帶隊」的意識，而是回歸到創作的本位，從而梳理本地與外地藝術家、業界等的關係，他們為兩地表演藝術界撮合「姻緣」，也是點對點、了解各方需要。
「我不覺得能去海外演出便成功，我們的目標不應如此。在海外演出前，我們對自己是否清晰？處理不善的話，你會出錯、會撞牆，好像去錯的地方、對搭錯的單位，那就浪費時間。」
他覺得更重要的是，以海外藝術家作為借鏡，「外國劇團通常不會直接以一個議題寫一個劇本。」並把本地和國際的藝術情況拉近，這包括國際間對香港藝術的認識，以及從中抓住合作的可能性。「好像二○一五年的《國際劇場工作坊》，有八個不同工作坊，配對不同海外與本地單位，讓外國藝術家的創作思維和意念，打開本地藝術家的眼界，拓寬不同可能性。」
活動完了，合作種子也萌芽。香港的不加鎖舞踊館，跟法國編舞家艾曼紐‧汀合作的原創舞蹈劇《西門說》，今年年初於法國首演，後來在《法國五月藝術節》回到香港舞台，便是該場工作坊所配對的組合。西九的「海外展演」其中一個近作，主角是剛代表香港參展《威尼斯視藝雙年展》的楊嘉輝，六月底於英國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首演其新作《One of Two Stories, or Both（Field Bagatelles）》。有了各方協作，香港藝術單位無論海外本土，可望繼續大展創作拳腳。
本地土壤重要
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主席、著名音樂監製周博賢，剛於七月在倫敦觀賞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部分演出。這是藝發局頭一次在倫敦舉辦大型香港音樂活動，他坦言是不錯起步，又稱香港作品能藉而接觸到一些當地觀眾，也接通了一些連繫，「我昨晚就接觸到一些小型演出團隊，他們正尋求兩地交流的機會。」
外國受眾怎樣看香港音樂？仍然停留在中西交集、二胡搭鋼琴等刻板印象？「我相信仍然是這樣的。又或者說，對於香港音樂，我們仍在摸索階段。」現在的情況是，「香港的」音樂家在外演出，展現了不同的音樂實踐，「卻未有一種Signature，得慢慢累積。」
談到累積，單靠海外展演，一巴掌拍不響。周博賢認同近年多了本地藝團、樂團往外演出，而藝發局亦愈來愈多策劃這類海外交流推廣活動，好像之前參與了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香港藝術家固然需要海外展演機會，以在國際舞台曝光，吸引當地觀眾以至主辦單位的關注，「但這不是唯一需要。」他續說，畢竟能出外拓展的僅屬小數，而且本地藝術家要面對的自身問題也不小，譬如香港欠缺一個Decent的世界級Concert Hall，又例如現今許多演出、藝術工作室都在工廈發生，但直至今天，相關的地契問題仍未得到解決，若申請更改地契或短期豁免，則牽涉繁複手續和不菲金錢。
「藝術家的水平得與時並進，海外展演或能讓他們磨練自己，提升水平，但怎樣在本土慢慢成長，也很重要。空有機會出外表演，但內裏配套不足，沒有足夠空間培育，也是徒然。」然後或逐漸變得只有個別藝術單位獲邀出外展演，「這未必是壞事，品牌效應或有利推廣香港，但同時有沒有承接呢？」說到底，香港藝術可否持續發展，「須靠本土土壤。」
（2017年8月10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5‧藝文薈‧Art）
2017年8月3日 星期四
【海外展演系列1：藝術家篇】越洋拓展樂途
講到表演藝術，許多人說Collaboration是大潮流，資源互享是大趨勢，難怪近年本地不少音樂人、戲劇人等等，或主動或獲邀涉足海外，在國際舞台漂亮地展演作品，頗見成績，值得撰文研探。
香港市場小，作為藝術家，有機會把個人視野造詣以至市場定位延擴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要讓外地人認識本地表演藝術，不同單位又面對甚麼問題？有甚麼個案事例可依？
這個「海外展演系列」專題文章，拋磚引玉，探討本地表演藝術海外演出的各種情狀。
不同角度表現香港
繼2016年參與阿得萊德第十屆澳亞藝術節、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在剛過去的7月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再次牽頭，在倫敦舉辦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，聯乘本地多代音樂人，在西方社會推廣並展現香港音樂藝術。這是藝發局首次在倫敦舉辦的大型香港音樂盛會，是否陸續有來，或其他藝團在倫敦或其他地方演出情況，值得觀望。
「許多藝術機構都要求創作人為作品添上香港元素，現在市場上也似乎有對『本土』的需求，但我覺得不應讓香港元素蓋過藝術質素，並須於國際上有競爭力才行。」回港三年、現職香港管弦樂團藝術策劃總監的林丰，剛與爵士結他手張駿豪，連同一眾樂手，結合香港景觀錄像，在逾三百年歷史的Wilton's Music Hall裏，為倫敦觀眾送上《禾˙日˙水˙巷》。
這場演出曾在香港《世界文化藝術節2015》首演，種下了這次越洋演出的機緣，倫敦版本也有微調，由原本十二章節減至八個，以突出作品的音樂性和藝術性。「我和張駿豪有個共通點，就是一向都不Play on Chineseness。《禾˙日˙水˙巷》講Mood，固然有香港影像指涉，但只聽音樂，你不會有太多香港聯想，我們想以不同角度表現香港。」
曾在英國讀書、工作和生活十七年的他，其作品在香港以外演出最多的地方，便是英國。據他認知，香港作曲家在海外發表作品機會不多，跟較大規模的本地樂團或外國團體合作，更易成事，接觸層面也較廣。
作為新一代藝術家，要開拓、把握海外展演機會，他直言「靠自己」，一開始必須自我推廣，寄出作品，但前提是作品質素「見得人」。「外國機構收到香港音樂家寄來作品，但當地人才眾多，為甚麼要揀你？你的作品甚至要高於普通水平，才吸引到人。」
香港市場小，參與更多海外演出，是生存之道？他不置對否，但認為作為一個音樂家，能頻繁地與不同機構、團隊合作，比在部分國際賽事追逐獎項，可能更重要。「2003年，我為管樂團創作一首大型作品，然後輾轉在東京等地演出，對我的衝擊很大，讓我決意走作曲家這條路。」他也喜歡跟自己的作品去旅行，作品在哪裏演出，他就到哪裏去，音樂好像有生命似的，「讓旅程更有意義。」
不能只靠票房
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在Wilton's Music Hall的另一場演出，是《指魔俠×琴戀克拉拉×Smash》，由黃家正擔任藝術總監的Music Lab製作，除了《指魔俠》一段，他另與口琴演奏家何卓彥、色士風演奏家孫穎麟合玩《Smash》，天衣無縫，尤其精采。
成立了僅四年的Music Lab，已籌辦過兩屆《本地薑音樂節》及不少音樂會，去年開始踏出香港，跑到廈門演出，今年再把步伐延至倫敦，「開始有了Momentum。」他不諱言，如果在香港做出好作品，值得帶着參與音樂人出外表演。
黃家正與他的Music Lab夥伴，是年輕一群，獲邀出外機會不多，他便自費到不同城市跟主辦單位見面，主動尋找合作契機，但也困難重重。「不同地方的主辦單位，想的事情都一樣：怎樣賣這場演出？數要計得準。」香港作品在外國有市場嗎？外地主辦方覺得值得引進嗎？「要Make It Happen。」
他慶幸Music Lab玩古典音樂，而古典音樂是國際音樂，再加予獨特之處，「到哪裏去都可以！」但坦言他們的製作較適合亞洲，甚至希望Music Lab先在亞洲建立良好基礎，亦強調首先須做好製作，然後尋找外地演出機會，以及連繫不同團體。
香港市場小，藝團未必能自給自足，即使有許多藝術事情發生，但也只得七百萬人，藝術人口更小，但他表示，藝術活動性質使然，本來就不容易抵銷成本，須牽涉不同單位、找資助，「不能只靠票房。」這個情況，似乎不設地域界限。
不過，相對而言，他稱香港是新文化，「一張新的枱」，就像把法國菜、中菜等不同菜式放到枱上，亦有國際視野，人們願意學習不同藝術文化，他對香港是樂觀的。
陳慶恩：還有發展空間
香港大學音樂系教授陳慶恩作曲的三幕室內歌劇《大同》，2015年在《香港藝術節》首演，現在首次於歐洲演出，成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壓軸好戲，以音樂和歌聲，表達中國二十世紀哲人學者康有為的事迹，表演者穿上中國服飾，普通話演唱，對西方觀眾來說可能印象更深刻。
陳慶恩接觸到的當地評價也是正面的，有從事舞台工作的觀眾，甚至問他為何該劇不在Royal Opera House搬演，若然，一定哄動，亦有漢學家專誠從柏林飛到倫敦做座上客，對方覺得該劇應到歐洲各國巡演。
「《大同》故事的歷史背景、文本觸及的政治議題，讓西方觀眾較容易找到欣賞或談論的切入點。」他又說歌劇是綜合藝術，集文學（劇本）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於一身，在外地演出，或較其他藝術形式更能展現香港的藝術特色及成就。
問到西方觀眾普遍對香港音樂的看法，他詳述，香港演奏家演奏西洋古典音樂，要行內人或有一定音樂修為的西方觀眾，才能道出演奏的特點與高低；香港演奏家演奏中國樂器，西方的普羅觀眾大多抱持獵奇心態欣賞，也不能道出中、港、台同類演出有何分別；香港音樂家演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，若沒有上述或其他較容易掌握的切入點，很難要求西方普遍觀眾，對這些作品及其詮釋有深入見解。「九七回歸後，香港變成一個地區，外地人對香港古典音樂的忽略程度，更有增無減。」
他續道，這些年香港的演藝團體出訪機會和次數頗頻繁，在台灣舉辦的《香港週》、藝發局的主動推廣，也走對了路，「我當然覺得香港有世界級的演奏家，我們的製作和作品，放在國際舞台亦不失禮，問題是官方機構在海外推廣我們，始終不同於海外的團體或藝術節委約或邀請合作，後者有的是識途老馬的地方經驗。」
他稱官方機構推廣他們的籌備工作，特別重要，否則只會事倍功半、浪費資源。此外，本地藝團或藝術節，也應多與海外藝團或藝術節合作，聯合委約本地藝術家，「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」
（2017年8月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1‧藝文薈‧Focus）
香港市場小，作為藝術家，有機會把個人視野造詣以至市場定位延擴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要讓外地人認識本地表演藝術，不同單位又面對甚麼問題？有甚麼個案事例可依？
這個「海外展演系列」專題文章，拋磚引玉，探討本地表演藝術海外演出的各種情狀。
不同角度表現香港
繼2016年參與阿得萊德第十屆澳亞藝術節、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、韓國光州雙年展等等，在剛過去的7月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再次牽頭，在倫敦舉辦《香港音樂系列》（《Hong Kong Music Series》），聯乘本地多代音樂人，在西方社會推廣並展現香港音樂藝術。這是藝發局首次在倫敦舉辦的大型香港音樂盛會，是否陸續有來，或其他藝團在倫敦或其他地方演出情況，值得觀望。
「許多藝術機構都要求創作人為作品添上香港元素，現在市場上也似乎有對『本土』的需求，但我覺得不應讓香港元素蓋過藝術質素，並須於國際上有競爭力才行。」回港三年、現職香港管弦樂團藝術策劃總監的林丰，剛與爵士結他手張駿豪，連同一眾樂手，結合香港景觀錄像，在逾三百年歷史的Wilton's Music Hall裏，為倫敦觀眾送上《禾˙日˙水˙巷》。
這場演出曾在香港《世界文化藝術節2015》首演，種下了這次越洋演出的機緣，倫敦版本也有微調，由原本十二章節減至八個，以突出作品的音樂性和藝術性。「我和張駿豪有個共通點，就是一向都不Play on Chineseness。《禾˙日˙水˙巷》講Mood，固然有香港影像指涉，但只聽音樂，你不會有太多香港聯想，我們想以不同角度表現香港。」
曾在英國讀書、工作和生活十七年的他，其作品在香港以外演出最多的地方，便是英國。據他認知，香港作曲家在海外發表作品機會不多，跟較大規模的本地樂團或外國團體合作，更易成事，接觸層面也較廣。
作為新一代藝術家，要開拓、把握海外展演機會，他直言「靠自己」，一開始必須自我推廣，寄出作品，但前提是作品質素「見得人」。「外國機構收到香港音樂家寄來作品，但當地人才眾多，為甚麼要揀你？你的作品甚至要高於普通水平，才吸引到人。」
香港市場小，參與更多海外演出，是生存之道？他不置對否，但認為作為一個音樂家，能頻繁地與不同機構、團隊合作，比在部分國際賽事追逐獎項，可能更重要。「2003年，我為管樂團創作一首大型作品，然後輾轉在東京等地演出，對我的衝擊很大，讓我決意走作曲家這條路。」他也喜歡跟自己的作品去旅行，作品在哪裏演出，他就到哪裏去，音樂好像有生命似的，「讓旅程更有意義。」
不能只靠票房
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在Wilton's Music Hall的另一場演出，是《指魔俠×琴戀克拉拉×Smash》，由黃家正擔任藝術總監的Music Lab製作，除了《指魔俠》一段，他另與口琴演奏家何卓彥、色士風演奏家孫穎麟合玩《Smash》，天衣無縫，尤其精采。
成立了僅四年的Music Lab，已籌辦過兩屆《本地薑音樂節》及不少音樂會，去年開始踏出香港，跑到廈門演出，今年再把步伐延至倫敦，「開始有了Momentum。」他不諱言，如果在香港做出好作品，值得帶着參與音樂人出外表演。
黃家正與他的Music Lab夥伴，是年輕一群，獲邀出外機會不多，他便自費到不同城市跟主辦單位見面，主動尋找合作契機，但也困難重重。「不同地方的主辦單位，想的事情都一樣：怎樣賣這場演出？數要計得準。」香港作品在外國有市場嗎？外地主辦方覺得值得引進嗎？「要Make It Happen。」
他慶幸Music Lab玩古典音樂，而古典音樂是國際音樂，再加予獨特之處，「到哪裏去都可以！」但坦言他們的製作較適合亞洲，甚至希望Music Lab先在亞洲建立良好基礎，亦強調首先須做好製作，然後尋找外地演出機會，以及連繫不同團體。
香港市場小，藝團未必能自給自足，即使有許多藝術事情發生，但也只得七百萬人，藝術人口更小，但他表示，藝術活動性質使然，本來就不容易抵銷成本，須牽涉不同單位、找資助，「不能只靠票房。」這個情況，似乎不設地域界限。
不過，相對而言，他稱香港是新文化，「一張新的枱」，就像把法國菜、中菜等不同菜式放到枱上，亦有國際視野，人們願意學習不同藝術文化，他對香港是樂觀的。
陳慶恩：還有發展空間
香港大學音樂系教授陳慶恩作曲的三幕室內歌劇《大同》，2015年在《香港藝術節》首演，現在首次於歐洲演出，成了《香港音樂系列》壓軸好戲，以音樂和歌聲，表達中國二十世紀哲人學者康有為的事迹，表演者穿上中國服飾，普通話演唱，對西方觀眾來說可能印象更深刻。
陳慶恩接觸到的當地評價也是正面的，有從事舞台工作的觀眾，甚至問他為何該劇不在Royal Opera House搬演，若然，一定哄動，亦有漢學家專誠從柏林飛到倫敦做座上客，對方覺得該劇應到歐洲各國巡演。
「《大同》故事的歷史背景、文本觸及的政治議題，讓西方觀眾較容易找到欣賞或談論的切入點。」他又說歌劇是綜合藝術，集文學（劇本）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於一身，在外地演出，或較其他藝術形式更能展現香港的藝術特色及成就。
問到西方觀眾普遍對香港音樂的看法，他詳述，香港演奏家演奏西洋古典音樂，要行內人或有一定音樂修為的西方觀眾，才能道出演奏的特點與高低；香港演奏家演奏中國樂器，西方的普羅觀眾大多抱持獵奇心態欣賞，也不能道出中、港、台同類演出有何分別；香港音樂家演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，若沒有上述或其他較容易掌握的切入點，很難要求西方普遍觀眾，對這些作品及其詮釋有深入見解。「九七回歸後，香港變成一個地區，外地人對香港古典音樂的忽略程度，更有增無減。」
他續道，這些年香港的演藝團體出訪機會和次數頗頻繁，在台灣舉辦的《香港週》、藝發局的主動推廣，也走對了路，「我當然覺得香港有世界級的演奏家，我們的製作和作品，放在國際舞台亦不失禮，問題是官方機構在海外推廣我們，始終不同於海外的團體或藝術節委約或邀請合作，後者有的是識途老馬的地方經驗。」
他稱官方機構推廣他們的籌備工作，特別重要，否則只會事倍功半、浪費資源。此外，本地藝團或藝術節，也應多與海外藝團或藝術節合作，聯合委約本地藝術家，「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」
（2017年8月3日，星島日報，副刊P01‧藝文薈‧Focu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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